古人求仕跑官之路，不外乎如下几种：要么靠自己，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走科举正道;要么靠父母，靠姐妹的脸蛋，受恩荫，当国舅，一步登天;要么靠资财，真金白银，花多少钱、买多大官;要么靠胆子，先做贼，再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不过，古人跑官还有一条通幽曲径，那就是当处士，隐居山林，吟弄风月，攒足了虚名，然后在皇帝的再三邀请之下，回马一枪，轻松坐上显要的位置。宋代处士种放所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十分另类的“终南捷径”。
种放出身于官宦人家，宋史上说：“放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不与群儿戏。”沉默好学好理解，让人惊异的是，他七岁就能写文章，而且孤傲独立，从来不同小朋友玩耍，一副注定要干大事、成大业的模样。让人更加惊异的是，后来父亲劝他考科举时，他竟以“业未成，不可妄动”来搪塞，长年在华山、嵩山一带游历，“慨然有山林意”，想当处士。父亲去世后，他果然结草为庐，携母隐居于终南山豹林谷的东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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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隐士也分真隐与假隐，真隐者以山林岩穴为居，以猿猴麋鹿为友，与世无争，与世无往，老死于苍山老林间，寂寂无闻;假隐者关心时政，惦念朝廷，撰文赋诗，自我炒作，时刻关注自己在外的影响，稍有风吹草动，便跃跃欲试。种放属于后者，他隐居终南山，却不甘寂寞，坐而论道，授徒讲学;又好写诗，每有所得，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喜欢奔竞于官场，同州官郡守们饮酒唱酬，交朋结友，不亦乐乎。
当了多年的隐士，讲了多年的学，写了多年的诗，交了多年的衙门朋友，种放声名远播，关系遍布京都州县，甚至连皇帝对他都有所耳闻。宋太宗时代，陕西转运使宋维翰上书说：“种放隐居终南，乞量才录用”，建议皇帝召种放出山。于是，宋太宗下诏，邀请种放到京任职，还特别交待地方官拨一笔专款，给他置办行装。
种放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熬到了头，前途一片光明。他兴冲冲地赶到官府，拿了差旅费，准备启程。这时，好朋友张贺来了，劝种放说，如果皇上一召唤，你立马就去的话，最多不过给你一个小小的尉官，不如称病，等皇上第二道诏书接踵而至时，封给你的那就绝对是个肥缺了。种放一听，对呀，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不就是企望得一个肥缺做一个大官吗?因此，他顺势请张贺帮他上表，称病辞官。谁知，宋太宗也是个倔脾气，一听说种放称病，鼻子里马上哼哼两声：山野之人，还耍什么大牌?便把他晾在一边，不再问津，让种放的满腔希望泡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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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放第一次跑官就以这种哑巴吃黄连的方式结束了。不过，种放想当官的迫切心情却一点也没受影响，他反而更加关心时局，更加关注朝政，他盼望着机会，等待着幸运之神的降临。宋真宗主政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由于蕃落使李继迁反叛自立，与朝廷兵戎相见十余年，宋真宗十分头痛，心生厌战情绪。种放何等聪明，他在与大臣们的交往中，早就对宋真宗的情绪洞若观火，便赋诗一首，诗中有：“胡雏负恩信，圣主耻干戈。”这首计辗转到了宋真宗案头，让他立刻温暖如春，感叹天下竟有如此知音。1002年，宋真宗召来种放，当场封他左司谏、直昭文馆，当人才看待。种放终于步入仕途，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跑官要凭点运气，运气不好，简直难于上青天，运气来了，一首小诗就能让天子刮目相看，引为知己，得来全不费工夫。接下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宋真宗待种放那真是好，经常拉着他的手，并肩登上龙图阁，一起畅谈天下大事，给他以特殊礼遇，后来又重任他为工部侍郎，满朝文武眼红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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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处士，以“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标榜于世，他引人注目的根本是“出尘”，而不是“入世”，这种人表面上是不能过于热衷官场的，否则会招人闲话遭人妒忌。因此，种放过了几年官瘾之后，觉得该做做样子，摆摆处士的谱，平复一下士大夫们的冷眼与热议了。1004年，种放请示宋真宗，暂时辞官。临别之际，宋真宗在宫里摆了几桌丰盛的酒席，邀请大臣们作陪，为种放饯行。其实，大多数同僚是看不起种放这种行为的，但宋真宗奉他为座上宾，没法，只得敷衍。当然，也有连皇帝面子都不给的，当宋真宗让大家赋诗为种放送行时，翰林学士杜镐就推辞说自己不擅长赋诗，当场吟诵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那可是专门针对处士“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讽刺名作，对明做处士、暗地却跑官要官的丑行进行了无情的鞭笞。这杜镐也真是，不但没有恭维，反而奚落了种放一通，使本该其乐融融的君臣话别不欢而散。
俗话说得好啊，“做官一时，做人一世”。做官既不能上面一套、下面一套，也不能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否则，只顾上头，忘了下头，讨好皇帝一个，却得罪文武一大帮，这样的人，走在平坦的大路上也可能会摔跟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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