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会遭遇强大的反对派。“胡服骑射”尽管只是换套衣服，也未能幸免。如何摆平反对派，是改革家们非常头疼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最铁腕的当属商鞅，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改革，一律给我闭嘴，违者充军发配到边远艰苦地区。那么，赵武灵王又如何搞定反对派的呢?他采用的是“胡萝卜+大棒”双管齐下的策略，注意，“胡萝卜”在“大棒”前面，软与硬交替上阵，刚与柔亲密合作，弹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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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胡服骑射”，就是脱下礼服，换上运动装，在奔驰的马上练习箭术。看起来这事很简单，而且又有国家1号人物推动，办起来应该很顺利。事实恰恰相反。千万不要以为赵雍是老板，下个命令就行了，他还得取得下属们支持。您想想，改革有不少具体的事得办，老板不可能事必躬亲，执行还得靠大家，如果大多数人不支持，改革就搞不下去。
“胡服骑射”实际上是“华夏”学习“蛮夷”，好比大公司借鉴小企业经营模式，容易被认为本末倒置，不被理解。反对派思想深处根植着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观念，很难扭转。后来，鲁迅曾一针见血分析这种心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而国粹遂成为孱主和孱奴的宝贝。”大家都知道，清军入关后要求汉人剃发，遇到明代遗民的普遍抵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面对的阻力差不多就是这个程度。
中原服饰的标配是“上衣下裳、宽袍大袖”，下身非长裤，而是裙子;上身非紧身袖口，而是宽口。如此穿着，骑射显然不便。按说，实行“胡服骑射”在军事上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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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既是遮羞布和保暖装，更是一种文化，发挥着“身份标识”的功能，就是孔子所说的“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春秋时期，郑国贵族不按规定戴起“鹬冠”，居然引来杀身之祸。时代的车轮驶入战国，但车上绝大多数官员的脑子还停留在春秋时代。要是换成清一色的胡服，官民无别，那不乱套了吗?官员们的优越感也没法体现。当然了，这些人反对胡服，不会拿有损自身利益说事，而是包装为高大上的说法——影响国家安全。赵雍搞“胡服骑射”，不只命令官员和军人换胡服，还提倡全国人民都穿。反对派认为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可能造成人心散乱甚至内乱，不仅不能富国强兵，还会玩火自焚。
“胡服骑射”除了得到少数民族出身的肥义与楼缓支持，几乎遭到王族、文臣、武将一致反对，正如司马迁所载“群臣皆不欲”。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史是赵雍的叔叔赵成。赵雍亲政前，一直由王叔监国，军政大事实际由赵成做主。直到公元前321年赵成丧妻守丧，20岁的赵雍才开始主国。
赵雍的设想是，上朝时自己和叔叔带头穿胡服，其他人就不好说什么了。他派人带着胡服传话给赵成，却低估了这个叔叔的顽固性。赵成认为，向未开化的胡人学习是丢祖宗的脸，但又不便在朝堂上当众与侄子唱对台戏，就打算消极应对，称病不朝。赵雍当然知道叔叔的病根，于是亲自登门求见，苦口婆心说了一大堆话，其中最有杀伤力的一句是这样的：“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赵简子和赵襄子是赵国名君，一直想灭掉中山国而不能，还被对方反攻，连鄗城(位于今河北桐乡县北)都差点丢了。赵雍把先王抬出来压叔叔，又用国耻来刺激他，效果很好。
说服王叔赵成，阻力减小了，但并未消失，还是有不少人激烈反对“胡服骑射”。赵雍于是软硬兼施，除了晓之以理，也挥起了大棒，拿不肯穿胡服的王族赵燕开刀，指责他“逆主，罪莫大焉”，定性为“犯刑戮之罪”，威胁要“明有司之法”。尽管如此，赵雍仍比商鞅温和多了，没有割掉人家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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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高层思想后，赵雍发出改革令，并出台了配套的优惠政策：改穿胡服的，国家给予换装补贴;参加骑射的，5年不用交税。为更好地训练骑兵，赵武灵王不仅虚心请来胡人当师傅，并直接招收胡兵，还在原阳(今呼和浩特东南)建立了训练基地。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吴起、孙膑、商鞅都用过骑兵，但并未普及，且仅作为车兵的辅助，不是独立兵种。真正把骑兵作为兵种建制，赵雍是第一人。
表面上，大家都不反对了，但赵雍很清楚，文武大臣们更多是慑于自己的权威，口服而非心服。因此，在改革初成的第二年(公元前306年)，他决定用行动进一步说服众人，于是先打中山，再击林胡，都取得胜利。这两个国家以前经常欺负赵国，现在落败，国人出了恶气，当然更加支持“胡服骑射”。通过军事胜利，赵雍不仅成功化解了保守派的担心——换装胡服会影响赵国人的民族存在感，而且加强了国民的民族认同感。
5年后的公元前302年，赵雍下令将军、大夫、适子、代吏都换上胡服，标志着“胡服骑射”改革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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