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不少。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
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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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还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游仙窟》。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时，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
《游仙窟》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挑逗，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才华横溢，艳而不俗，色而不淫。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也极力诗化之，最后临别时无限伤感，发出“人生聚散，知复如何”的慨叹。其实青楼之欢，不就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吗?
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游?”
到了宋朝，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其实，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傻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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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故这里不作抄录。一般说来，“诗庄词媚”，词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热恋就是失恋。所以，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于此，理想的色彩减少了，仙境的感觉冲淡了，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潇洒适意。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地一往情深。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多么地温香醉人。较之唐诗，许多人更爱宋词，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见犹怜，能不叫人爱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需要斗智斗勇。当然，结局总是大团圆的。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楼仍然是美的。
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左一张港币，右一张美钞，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这么一来，无论怎么诗化，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蛮可爱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但是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此外，青楼里又多了许多“棒尖”的帮闲无赖王八蛋，欺内瞒外，乌烟瘴气。如此一折腾，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诗化吧，不能让青楼总那么“月朦胧，鸟朦胧”下去，是骡子是马，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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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这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在这样的文字中，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悲剧、喜剧都变成了闹剧。直到20世纪初，《九尾龟》、《海上繁花梦》等书刊行后，青楼已然诗味寡然。随着青楼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直截了当地说着“嫖娼”或“逛窑子”或“打野鸡”。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辗碎了青楼之梦、红楼之梦。会作诗填词、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便好“与狼共舞”。
没有诗化的青楼，不论设备多么现代化，服务多么专业化，都等于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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