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施特劳斯二世约翰•施特劳斯二世(德语：Johann Strauß II，通常称为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年10月25日-1899年6月3日)，奥地利作曲家。生于维也纳音乐家庭。父亲(同名)是维也纳轻音乐创始人之一。他自幼学习小提琴和作曲。1844年组建小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不久声望超过其父。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写了《革命进行曲》、《自由之歌》、《街垒之歌》等作品。后来也写过逢迎皇帝的作品，如《脱险狂欢圆舞曲》、《桃金娘花冠圆舞曲》等。一生创作圆舞曲400余首、轻歌剧15部，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所作乐曲旋律动听、节奏明快、格调轻松。代表作品有：圆舞曲《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艺术家的生涯》、《春之声》、《皇帝》、《拨弦波尔卡》(与弟弟约瑟夫合作);轻歌剧《蝙蝠》、《吉卜赛男爵》等。

　　早在6岁的时候，小施特劳斯就在家里的钢琴上弹奏出他自己构思的圆舞曲。儿子的音乐才能使得施特劳斯感到大为不安，他禁绝了孩子一切的音乐活动。可是安娜却为孩子在音乐上的早熟而感到骄傲，她悄悄地记下了孩子的处女作。也许从那一天起，她就开始在设想一个向她丈夫报复的计划了。她从菲薄的家庭生活费中省出钱来请教师，给儿子上音乐课，指望小约翰有朝一日能向他父亲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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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施特劳斯进入音乐界一事，他父亲并非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好多年前，老施特劳斯偶尔回家，看到儿子正在练习小提琴，竟蛮横地用鞭子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从那以后，老施特劳斯就一直对儿子忌疑重重，深感烦恼。他让他的经纪人赫希传言警告维也纳城内各大舞厅，倘若有谁接受小施特劳斯在彼处演出的话，那么圆舞曲之王本人就将从那家舞厅绝迹。小施特劳斯被各大舞厅拒之于门外，只好到城郊的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去举行露天音乐会。

　　好事者将小施特劳斯乐队排练的消息传给了他的父亲。盛怒之下，老施特劳斯宣布在那同一天晚上他也将举行一场音乐会。但到后来，他得知自己的音乐会票在黑市上还不如他儿子那边的票吃香，则又取消了举行音乐会的计划。老施特劳斯狂怒不已，终于病倒了。

　　忠心的赫希深为圆舞曲之王的健康担忧，居然想出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计划。他组织了一些人准备去小施特劳斯的音乐会捣乱。

　　演出的那天到了。人们早早地出城，向郊外的咖啡馆蜂拥而去。一大群没有买到票的人聚集在场外，急不可待地吵着要挤进去，以致地方当局只得出动骑警把咖啡馆围了起来。在花园后边的拱廊里，坐着安娜·施特劳斯，她似乎是在为儿子祈祷。

　　和他父亲在巴黎的首场音乐会一样，小施特劳斯这天的第一个节目也是法国作曲家奥柏的一首歌剧序曲，这似乎是遵循一种家庭的传统。小约翰并没有为听众稀稀落落的掌声而感到沮丧，他知道人们来这里是将他当做一位作曲家而和他父亲相比较的。

　　接下来演奏的是他创作的一支圆舞曲——“母亲的心”，这是小施特劳斯献给他妈妈的一曲颂歌。美妙的乐曲使得听众欣喜若狂，压倒会场的掌声淹没了赫希那一伙人的嘘声。人们爬上椅子，挥舞着帽子、披巾、手绢，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而另一支圆舞曲“理性的诗篇”，在如痴似醉的听众们一再要求之下，竟然反复演奏了十几次之多，这真是亘古未有的事。

　　使帮手们困惑不解的是，连赫希也兴高采烈地鼓掌欢呼起来了。诚然，赫希是老施特劳斯的朋友，而且还与之有着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但是他更忠实于音乐艺术，对于任何真正的艺术家，他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欢迎。

　　最后，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小施特劳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地示意，请大家安静下来，乐队重又奏起柔和的乐章。当轻柔的乐声在夜空中回荡时，听众们面面相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不是老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那首圆舞曲“莱茵河畔的迷人歌声”吗?在这首乐曲的抒情部分，小施特劳斯又加入了这么一种柔情蜜意……随着乐曲的展开，听众逐渐明白了这段插曲的深意。小施特劳斯演奏他父亲的这部作品不仅是作为子女对父辈的敬意，也是作为一种祈求，请求他父亲的宽恕。这使听众们不由得热泪盈眶，甚至男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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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动荡的岁月里

　　1848年3月，维也纳爆发了革命。与整个城市一样，施特劳斯家也分成了两派。老施特劳斯站在保皇党一边，小施特劳斯则站到了起义者一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父子俩谁也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信念。父亲成了保皇党不过是因为过去常在御前演出;而他儿子的立场不过是出于对他一些朋友的同情，这些年轻人只是希望赶走独揽大权的首相梅特涅，而让哈普斯堡王朝回来实行宪政。

　　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父子俩都挂上了军乐团作曲家兼指挥的职衔。为了鼓舞保皇党分子的士气，老施特劳斯写了好些轻快的军队进行曲，其中最著名的是“拉德茨基进行曲”。但是小施特劳斯的作品则赋有革命的标题，如“自由进行曲”、“学生进行曲”、“街垒之歌”等等。

　　维也纳的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富有戏剧性的是，小施特劳斯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而老施特劳斯却就此一蹶不振了，很多人对他支持保皇党表示愤慨。在绝望中，老施特劳斯带着他的乐团离开了维也纳，去寻找昔日公众对他的那种崇拜。可是，这一希望也成了泡影。在布拉格、慕尼黑、海德堡，到处都遭到了人们的反对，甚至还收到威胁和责骂他的信件。

　　他重返维也纳的时候，政治气氛已经大大缓和了。人们对老施特劳斯已不再怀恨。他的音乐会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老施特劳斯却时常显得心烦意乱、茫然若失。在这以后几个月里，他一直是郁郁寡欢，离群索居，他那种致力于音乐事业的坚韧、热情、活力，那种迷人的灵感、生气，似乎一下都消失了。

　　他对儿子的态度也变了。虽然他和儿子以及他合法的家庭依然没有接触，但是怨恨已经消失。他甚至暗暗为自己儿子在音乐上的成就而感到骄傲，渴望同儿子握手言欢，但他那倔强自尊的秉性却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1849年9月25日，老施特劳斯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当他儿子闻讯赶来时，却发现父亲赤裸的尸体已从一张空无一物的光床上掉到了地板上。箱柜抽屉均被洗劫一空，艾米丽已把所有能拿走的东西——甚至连死者身上穿着的睡衣和床上的被褥——全部席卷而去。

　　两天以后，老施特劳斯的灵柩被抬到了庄严的圣斯蒂芬大教堂。整个维也纳有十万人来为他送葬，各处钟楼上几百口大钟齐鸣，哀声在空中不住地回荡。在送丧的最后一程，施特劳斯乐团的成员们把他的灵柩从四匹黑马牵引的灵车上移下来，抬上肩膀，一直送到卡伦堡多勃林教堂的墓地。当年，作为一个立志要成为音乐家的少年，他从书籍装订作坊逃到此地，就是躺在这一片芳草如茵的山坡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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