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被称为“包青天”。

　　在中国，无人不晓包拯。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刚直不阿、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形象流芳百世。翻读史书，记载最多的是包拯治理开封府的事迹：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骄横之势，及时惩办无赖刁民，以致民间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谣。其实，史书也还记载着包拯“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在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利国益民的事情。然而，史书却很少记载包拯对于官僚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成灾，导致盘剥百姓，民不聊生，社会腐败的尖锐抨击及其卓越的政治远见。

　　近读史书，见记载有《包拯集·论冗官财用等奏》上的一段文字，犹似醍醐灌顶，大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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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拯在任开封知府之前，只是谏院的一名普通官员。但当时他就敢于仗义执言，上疏朝廷，痛陈弊政，为民请命。包拯在这篇上疏里列举了官僚机构庞大，各级冗员繁杂，财政来源枯竭，人民不堪重负等严重现象。

　　他指出，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天下文武官员总计9785人，可是，当朝(宋仁宗嘉佑年间)朝廷内外官员总数已达到17300人，(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大观三年人口约11，275万。由此推算，嘉佑年间人口不会少于1亿，这样估计，当时官民比例约为1:5500)这还未统计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等，官员增加了一倍多!他回顾历史说，唐尧、虞舜时代，官员只有百人，夏商时官吏增加了一倍;周代设立六官，官员及部属逐渐增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立郡县制，设立三十六郡，郡下设县，于是官员大量扩充。到汉、魏以及隋唐，官员更加繁多。接着，他笔锋一转，指出前朝“虽设官浸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之甚也。”

　　那么，这么多的繁官冗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包拯指出：除了朝廷命官之外，一是“台寺之小吏”，即御吏台、大理寺、中书监等各官府所设的下属机构中额外增加的官吏、衙役。二是“府监之杂工”，即各官府为自己办事方便而增加的勤杂官员。三是“荫序之官”，即因祖上做过官、立过功而受封的家属子女，或凭关系受照顾的亲属、官亲贵戚。四是“进纳之辈”，即用金钱或买或捐的官吏、衙役等等。同时，国家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次也要录取一千余人。

　　北宋冗官现象有其封建王朝的制度共性，也有其时代特性。北宋前期，在统一国家过程中，采取“伪署并仍旧”的办法，同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在保留后周旧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些平行的新机构，使之互相牵制。这样，就形成了“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的现象。结果，一是造成官名与实际职权不一致，因而职责不明，上推下卸，互相推诿，政事淹滞;二是造成机构繁复，彼此牵制，导致重床叠加，闲官过多，效率低下恶果;三是造成冗官冗费，耗竭财力;四是造成寄禄官制度混乱，这种与前代风格不同的品秩制度，职事分离，使得庸碌腐败的官员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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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种种官制痼弊和财政窘困的局面，自真宗朝以后的历朝有识之士，大多上奏要求“去冗”、“减费”、“裁官”。尤其到了仁宗以后，问题已成燃眉之急。当时，不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和官员，纷纷上书朝廷，要求改革症弊。范仲淹就向仁宗条陈十事，主持“庆历新政”，革新吏治。包拯，也是强烈要求改革弊政的一名有识之士。

　　包拯在这篇上疏里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全国有州郡320个，县1250个。按照定额用吏不过五六千人，现在已经超过三倍多。“是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则国计民力安得不窘乏哉!”吃国家俸禄的官吏日益增多，耕种田地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造成国家财用、老百姓物力更加匮乏。现在国家每年的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先祖时国家所征收的税目只是实物，后来收取赋税时将实物折算为钱，这样，税户在常税之外增加了五六倍的赋税。包拯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输者已竭，取者未足，则大本安所固哉!”税率本已很重，再加上官府横征暴敛日益严重，且没有止境。土地不会增加，纳税的老百姓已经一无所有，而官吏冗员多，所耗用度就多，长此以往，国家的根基能安定稳固吗?

　　包拯以其卓越的政治眼光和胆魄一针见血指出：“欲求其弊，当治根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为此，他强烈建议“澄汰冗杂”，裁减多余的官吏和勤杂人员，严格科举制度，科举考试公榜无名的全部免除等。同时建议停止不急需的建筑工程，减少宫中过分奢侈，节省朝廷内外多余的不正当费用。包拯警告说：“若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亦不能救也!”如果这些多余的官吏和勤杂人员不裁减，国家支出不节省，筹划的再好也不能挽救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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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读包拯的这篇上疏，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包拯“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官员确实难能可贵。可惜，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包拯上疏后的结果，我们也无从知道宋仁宗阅此奏后的感想和举措。当然，作为封建帝王，要奉行历代相沿的争取地主阶级各阶层广泛支持的政策，只得避开宋代官僚政治中冗官成灾这个核心问题。至多在维护宋王朝统治的前提下，采取治标的策略，在机构设置、职守调整和清理品阶上做些“微调”。据史载，以后的宋神宗开展了“元丰改制”社会改革运动，对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调整和精简，成为中国古代官制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此而言，元丰前代的范仲淹、包拯等有识之士呕心沥血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同时，包拯“澄汰冗杂”的思想也给当代的中国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也是今天我们怀念“包青天”的另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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