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是光绪的同父异母弟，七岁继承父亲的封号，成为第二代淳亲王，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即可坐拥荣华富贵。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儿子溥仪成了皇帝，他站在溥仪的背后，以摄政王的身份行使着皇帝的权力。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很好地品尝权力的滋味，革命党人就推翻了他家的统治。
起初，民国政府与清皇室签了协议，清廷让出政权，民国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每年拨给清皇室若干优待费，溥仪可以在紫禁城里做个名义上的皇帝，载沣也可以附带享有一定的尊荣。没过几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这下，爱新觉罗家族跟平民也没有多大区别了。日子就这样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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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日本人来了。日本人的第一步棋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扶植傀儡政权。只要载沣点个头，他就可能成为某个沦陷区的所谓“国家元首”，让爱新觉罗家族重新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利诱，载沣坚决不做有损国家尊严的事。他甚至怒斥儿子溥仪的汉奸行径，并在溥仪做伪满洲国皇帝时，坚决不去东北。
载沣的选择与他开放的思想有关。多数清朝皇族对现代科学知之甚少，而载沣不同。读书时，他总是按时上学，认真记笔记，没多长时间，笔记就积攒了一大箱。他学习的课程包括军事、数学、物理和地理等。
他尤其对天文学感兴趣，代表皇帝出使德国后，他带回的不是奇珍异宝，而是地球仪、天文望远镜和其他科学仪器。每当有日蚀、月蚀出现时，他都要仔细观察，并绘成图，记进日记。
1901年，德国公使被清军所杀，载沣作为头等专使大臣被派往德国谢罪。载沣却将这次谢罪之行变成了游学考察：无论军校、军工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由于比一般的封建皇族有见识，载沣对个人的权力自然看得不那么重，关键时候不会舍义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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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既得利益者，载沣并不高调，他的一生贯穿着两个字：不为。载沣口吃，平时不爱说话，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默默地听他人高谈阔论，很少插嘴。他一向讨厌应酬与交际，来醇王府的人，哪怕你把板凳坐穿，他也不会开口留饭，态度总是淡淡的。
对待自己亲朋好友的贺庆、吊丧之类的事情，他也仅仅露个面，寒暄几句，便赶紧走人。他做事喜欢守成，生了病，仆人问他买什么药，他都是两个字：照例。进入民国后，他也努力做一个好公民：不做违法乱纪的事，不给政府惹麻烦，不参与张勋之流的复辟举动，不引发舆论指责……
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国家观念。赴德国谢罪时，德皇曾提出跪拜的要求，载沣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人打进中国，杀人掳掠，无恶不作，载沣以“不与日本人合作”来表示内心的憎恶。
有人说，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很矛盾，得志时，他的思想往往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失意时，他的思想则是道家的，即使可为也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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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人的作为，有时是要看客观环境的。比如载沣，一个封建王朝的王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财势渐衰，手中也没有什么权力，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中，想让他有较大作为，的确有点儿强人所难。但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候“不为”—向国人呈现出爱国姿态，坚决不做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比起某些卖国者，其实也是一种“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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