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一场自西汉建立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内乱突然爆发。在“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下，吴王刘濞联合楚、赵、四齐等诸侯国率领大军向长安进击，这便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叛乱起源于削藩。
稍早时候，汉景帝以诸侯王违反国家法规的名义，先后削夺了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刘卬的六个县。其后，中央又下诏削去吴王三郡封地中最为富庶的会稽、豫章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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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诏令传到吴地时，吴王当即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因为削藩政策的提出者为御史大夫晁错，故而七国联军便以清除“小人”晁错为起兵的政治宣传口号。
尽管源于削藩，但对于七国之乱何以发生，却有一种广为人知的观点。而且，这一观点最初的提出者正是晁错本人：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在晁错看来，无论是否削藩，吴楚等诸侯国的叛乱是历史的必然。这一观点被后人多次引用而几成定论，据此，吴王刘濞早有谋反之心，而削藩一事仅仅是其起兵的借口罢了。本文为趣历史原创，未经趣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不过，真的如此吗?
时间回到41年前。当刘濞接过吴王的王印时，刘邦曾仔细审视了一番他的容貌。颇懂相面之术的皇帝从中看出了反骨，不由得对自己的举动有些懊恼。
然而分封一事已成定局，于是，刘邦只得对刘濞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当汉朝建立五十年以后，东南方向将有叛乱发生，难道会是你吗?天下同姓皆为一家，希望你谨慎行事，不要造反啊。”
这段故事被堂而皇之的记载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很长时期内被用作吴王早有反心的证据。不过，这一桥段恐怕更可能出自后人的编造而非情境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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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难理解，假如刘邦真的怀疑刘濞有反心，以他的帝王心术必定设法除之而后快，岂会故意给子孙留一个磨刀石?况且，刘邦若真有如此神通，第一件事不应该是废掉吕后吗?
抛开上述离奇预言故事不说，晁错本人是如何断定刘濞必反的呢?
在他看来，吴王长期称病故意不来中央朝觐皇帝，其对朝廷的骄横不臣之情显而易见。加之，吴国境内既有丰富的铜矿以铸造货币，又临海可煮海为盐获利丰厚，具备谋反所必须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吴王刘濞又大肆蓄养天下豪杰之士，如果不是为了谋反为何要如此行事?
如此种种，无不显示其早有不臣之心。所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然而，仔细审视晁错的上述理由，便知全属毫无实据的主观臆断。吴王的长期不朝源自当年爱子在长安被杀一事，而凶手正是时为太子的景帝本人，文帝体谅其心情故而特赐几杖并允许免去朝觐。这已是多年的老黄历了。
至于铸造钱币、煮海为盐不过是发展经济的措施，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与谋反有何关联呢?而所谓的蓄养天下豪杰，曾任吴国丞相的袁盎早已反驳了这一观点，“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本文为趣历史原创，未经趣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显然，晁错所列举的种种理由不过是欲加之辞，目的在于给削夺吴王封地制造合法性而已，其与不久前借口楚王、赵王、胶西王有罪，而削其封地的方式如出一辙。
除了晁错漏洞百出的论断外，上述结论还有其他证据做支撑。
发动七国之乱时，刘濞早已是62岁的高龄，距离其被封吴王已过了四十多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若早有谋反之意，为何直到年老体衰的耳顺之龄才想起造反伟业呢?明显不合情理。这是其一。
其二，吴楚七国联军只坚持不过三个月便败北，时间太过短暂，由此不难看出其准备之仓促。而且，《史记》中明确记载，只是在削藩之策实施后且即将祸及吴国时，刘濞方才派人到胶西策反，而此时胶西王国内部对此仍意见不一。
同时，从汉景帝听闻吴楚之乱后惊慌失措，以至于竟然做出骗斩帝国二把手晁错这样荒唐的事情来看，他本人其实从来没有料到吴国会真的起兵谋反。
其三，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经过文帝多年休养生息的国策，帝国已逐渐出现国富民强的局面。历经多年战乱后人们皆渴望和平安定，此时谋反显然得不到太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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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文景推行“以亲制疏”的分封策略，已经培植了一批拱卫中央政府的诸侯国力量，七国之乱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梁国便是典型代表。此消彼长之下，吴楚等国的实力自然显得更加弱小。
显然，此时的局势并不利于起兵反叛，颇有谋略的吴王刘濞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所以，大体可以断言，吴王刘濞的造反纯粹是被逼无奈下的奋起一搏，而并非所谓的早有反心。假如不是晁错的削藩太过激进，以至于到了非鱼死网破不可的局面，吴楚七国之乱恐怕是可以避免的。
正如晁错的后继者，汉武帝时“推恩令”的提出者主父偃所评价的那样，“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 。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本文为趣历史原创，未经趣历史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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