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关于怎样惩处人贩子的争论非常热烈，一派主张“无论主从，抓住就毙”，另外一派则坚持依法办事，还有一派认为无论如何都不能判处人贩子死刑，进而主张彻底废除死刑……
乾隆年间的拐卖儿童大案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拐卖儿童较为严重的一个朝代，而且，查阅那时的笔记可以发现：很多人拐走儿童不光是为了买卖挣钱，还会用于更加恐怖的行径。
清人吴炽昌在《客窗闲话》中记载了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案件：乾隆初年，浙江乌程县人富子文和他的妻子富沈氏、儿子富大，纠结了陈大、俞九龄、鲍二、谢世荣、富大金等几个人，组成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每年的五月五日，一起驾驶着小船，到很远的地方去拐骗孩子，然后带到太湖“杀之，以祭邪神”。祭祀的仪式走完之后，他们再把孩子的肉吃掉，将遗骨锻炼为丹丸，认为这种丹丸吃了可以治疗结核病，可以“刀枪不入”，在被官府抓住时熬住大刑。
具体实施时的残忍，用“令人发指”来形容毫不为过。以乾隆十年为例：这一年的三月，他们先在娄县迷拐了一个九岁的幼女，名叫卜三姑的，陈大把小女孩的脚绑住，富大用剪子剪去孩子的脚趾，在孩子的惨叫声中，用烈火烧红的铁针插入孩子的脚掌，孩子登时昏死过去，他们再把她的脚浸泡在富沈氏早已煮好的石灰水中，“令肿烂，作为废疾”。四月初一，船开到南浔，他们又迷拐了一个孩子，当时就杀掉，吃肉炼骨。五月十三日，他们将一个叫蒋二的孩子迷拐，处置的方式与卜三姑一样凶残，“亦以火煅铁针插入足踝，以断其筋”，然后，将一种喝了令人眼睛失明的毒药，逼卜三姑，蒋二一起喝下，“即成瞽废，转卖丐船行乞”。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很好奇，富氏一伙儿采用的迷拐方法是什么?按照《客窗闲话》中记载，比较神奇：“富子文南向跪拜，书符咒水以洒孩童，着体即迷。”真相其实是施用了迷药。《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十一年，安徽凤阳的人贩子马占文，用川乌、草乌、人脑等物，配成迷药——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生川乌外用能刺激皮肤，使人产生麻木感，草乌则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人贩子将迷药放在手巾中，遇到拐骗对象时，将手巾在脸前绕一下，人立即昏迷。富子文的“符咒水”里估计也是加入了这些药物成分。
富氏犯罪集团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叠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他们根据孩子的相貌和聪明程度，决定处置的方法，长得漂亮的卖到远处去，长得难看又不是特别聪明的“杀食其肉，灸骨为丸”。最奇葩的是，这帮人还以行医算命为名，将用孩子遗骨炼就的丹丸卖给“濮院之尼，乍浦之妇”，用以打胎“去私孕”，获利甚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犯罪集团最后还是暴露了形迹，被官府一举拿下，在浙江嘉善县受审。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无论人贩子还是官府都绝没有想到的。
人贩子死了还要“锉尸枭首”
对富氏犯罪集团采取的是公开审理，允许百姓站在堂下旁听。
首先审讯的是犯罪集团头子富子文的儿子富大，衙役刚刚将其押上堂来，早已了解其罪行的百姓就喧哗躁动起来，随着人证、物证的逐一出示，“供证凿凿”，富大俯首认罪。就在这时，堂下的谩骂声越来越大，突然间，激愤的人群将负责维持秩序的衙役推开，冲上堂来，把富大推倒在地就是一顿暴揍，县令一看急了，惊堂木拍烂了也不管用，只好让衙役们用水火棍将人们驱赶开来，再看富大，已经被打成了一团肉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县令惊魂未定，师爷突然匆匆赶来，在他耳边低语道：“大人，出事了，在监待审的主犯富子文听到刚才百姓们冲上公堂的声音，竟然吓得一命呜呼了!”
县令勃然大怒，立刻斥责刚才领头冲上堂来的杨秀章、姚泰晋、赵凝周等人：“你们这样冲动，打死了富大，吓死了富子文，等于让他们得了善终，懂吗?!”
县令的话一点都没有错。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以儒家思想立国，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字，这个“仁”字不是乱施爱心、假慈假悲，而是强调对他人痛苦的一种认同感，比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又将家庭作为一个国家构成的基础和“缩小版”，十分强调维护家庭的礼法、亲情和完整性，《孝经·圣治章第九》就有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对他人家庭的侵犯和破坏被视为威胁王朝统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拐卖孩子不仅违背“天地之性”，而且等于破家，按照中国古人惯用的类比推理：破家再往前一步就是灭国，哪个皇帝也不敢拿这种事儿开玩笑!因此从汉朝起，对人贩子的惩处就比照酷刑的最高上限。汉朝是磔刑(砍头后再将尸体分裂)，唐朝是绞刑，元朝也是杀无赦，明朝和清朝对人贩子首犯则凌迟处死——所以，被“群殴死”简直是被捕后的人贩子最渴望的一件事儿。
嘉善县令把那几个百姓臭骂一顿，“富子文父子未经生受寸磔，明正典刑而伸童蒙之怨气，惜哉!”然后继续审案，富子文和富大死了也不算完，还要“锉尸枭首”，其余的从犯一律斩立决，那个制造石灰水泡烂被拐女孩脚丫的富沈氏，也一刀砍了了事。
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由于拐卖儿童罪恶极大，我国古代在处置时是不设年龄和性别的“优惠政策”的，嘉庆十六年，浙江省有个七十多岁人贩子张良璧，十六年拐卖了十六个女婴，同样被判凌迟处死。
不过，在富氏犯罪集团一连串的暴行后面，还隐藏着更加可怖的现实。
据富氏犯罪集团的罪犯们招供：江浙间从事儿童贩卖的船只竟然有一百七十余号之多!抓捕行动随即展开，可惜仅仅破获了几起案件，包括“黄殿侯诱拐孩子出卖案、顾景文活煮孩子炼药案、蒋运生迷拐幼童刀截其足案”，光读这些案子的名称就令人不寒而栗，“及孙文韬、丁昌成、汤开元、孙彦生、王胥氏、蔡天章、王俊生辈，男妇十数，或用死孩和药，或随从贷卖，均按律治以应得之罪”。
对此，吴炽昌不禁叹息，拐卖儿童的犯罪数量如此巨大，而破案仅十分之一，“流毒尚未已也，有子者可不恐惧保护哉!”
“会唱歌的狗”竟是三岁孩子
在最近“人贩子该不该处死”的辩论中，反对死刑派有一个观点：“处死人贩子容易造成其杀婴灭口”，从前面讲述的清朝案例可以看出：采取何种犯罪行为，关键要看犯罪目的是什么：用来祭邪神的，杀之;用来赚钱的，卖之;用来行乞的，残疾之——换句话说，现在的人贩子，绝大多数的“目的”是倒卖孩子赚钱，并不会因为死刑风险而转行成职业杀手。还有些人声称：“加重对人贩子的惩罚，婴儿价格就会抬高，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投入犯罪。”这同样是信口胡诌，犯罪学认为：犯罪率的上升既取决于犯罪收益的提高，更取决于犯罪成本是否降低，如果犯罪成本过高，再贪婪的罪犯也会有所收敛，这就是所谓的“不挣没命花的钱”。
清朝是不会争议“人贩子该不该处死”这一问题的，在古人看来，震慑犯罪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严刑峻法，这种看法虽然过于简单和朴素，但包含的是人类对正义的基本诉求，从清朝笔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人贩子对被拐儿童采取的“加工措施”，其残暴、可怖的程度，只能用“灭绝人性”来形容。
清末报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乾隆年间，长沙的集市中有两个人，牵着一条狗来卖艺，那条狗比一般的狗稍微大一些，耳鼻像人，但全身上下长满了犬毛，能说人话，还能唱各种小曲，于是围观的人堵得水泄不通，“争施钱以求一曲”，那二人挣了个盆满钵满。
县令荆某路过，看到这幕“盛况”，觉得不对劲，把那二人押回县衙，一番严审才搞明白，原来那似人似犬的怪物，是用三岁幼童“加工”而成的。他们先把拐来的孩子用毒药“烂其皮，使尽脱”，然后将狗毛烧成灰，敷在孩子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内服以药，使创平复，则体生犬毛，俨然犬也”。
荆县令听得毛骨悚然，然而再审下去，人贩子的供词更加触目惊心：“此法十不得一活……所杀小儿无数，乃成此犬”。
也就是说，那个已经变成“人犬”的孩子，只是无数个遭到剥皮的孩子中，侥幸活下来的一个。
在人贩子身上，还发现了不少木头人，有的瘸腿，有的瞎眼，有的没有胳膊，荆县令问这是做什么用的，人贩子供述：拐到孩子，让他们自己挑，挑上哪个就按照木头人的造型，或者打瘸腿，或者挖掉眼，或者砍掉胳膊，“令之作丐求钱”。
荆县令立即下令，将两个人贩子处死，那个被他们做成“人犬”的孩子，由官府发钱给养。
相信在街头见过各种畸形的儿童乞丐的人，都会知道，现在的被拐儿童，不少同样面临着“被加工”的悲惨命运。几百年过去了，文明的光芒没有照到这些不幸孩子的身上，却照到了人贩子身上：至少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凌迟处死了，纵使拐卖20多个孩子依然有可能善终(参见对以赵六妹为首的贩婴集团特大拐卖儿童案的判决，两年时间该团伙拐卖20多名儿童，首犯赵六妹仅被判无期徒刑)，这足以证明：人类的进步总是有选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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