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信史的起点，其实源于中原王朝南部的一个割据势力。秦朝统一中原后，在广西、越南一带设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进行直接统治，秦朝末年，南海郡郡尉赵佗趁中原大乱之际“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这便是南越国。
对于南越国在越南历史上的地位，后世史学者向有争议，有以其为越南正统王朝者，称呼其为“赵朝”;亦有以其为外族侵略政权者。从赵佗立国的基础与统治区域来看，南越国的确是一支汉族割据政权，其性质与楚汉争霸时的各诸侯国相似，无非因其地域偏远而保持了更强的独立性。
不过自南越国之后，越南历史从此便打下了不可磨灭的中华文明印记，这一印记从“越南”二字便不难品味出来。汉灭南越后以其地为交州，三国时期，士氏一族占据交州并苦心经营，交州文化由此逐渐昌盛。千年后，撰写《大越史记全书》的后黎朝史官吴士连有如此评价：“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与当时，而有以远及与后代，岂不盛矣哉。”越南《四字经》更有“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之语，这里的“士王”指的正是士氏一族中的士燮。在三国时期，士燮并不算是一个起眼的诸侯，但在越南历史中他却超凡入圣被民间视为“士王仙”，更在陈朝被封为善感嘉应灵武大王，士燮对于越南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南越国及士氏政权是否属于越南历史或许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这两个中原王朝的割据势力既为越南奠基了文化基础，又决定了越南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说来也巧：当越南历史更迭至吴朝时，越南终于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这一年是954年，正处于四分五裂的中原大地横亘着十余个年号，于是吴朝奉为宗主的又是一个割据政权：南汉。
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南汉册封吴昌文的封号为“静海军节度使兼都护”。节度使仅仅为藩镇长官而非藩国君主，加之南汉本身也不能称之为中原王朝，所以很难将吴朝与南汉的关系归于宗藩体系。北宋统一中原后，仍一度以“静海军节度”作为越南君主的封号，直到开宝三年(970年)及兴统五年(993年)宋朝分别册封丁朝、前黎朝君主为“交趾郡王”后，中原王朝与越南的双边关系才在形式上出现了宗藩体系的雏形。
北宋对黎桓的册封，基本成为之后越南历朝历代向中原称藩的基本模式：对内称帝，对华称王。在越南内部黎桓以皇帝自居，唯在对宋朝入贡之时称藩王，而这一模式，也正是越南“小中华”思想的滥觞。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越南李朝建立，直到第六代君主李英宗向南宋称藩并被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始有“安南”之别称。自此以后，安南王这一封号基本贯穿了越南之后的历代王朝，一直到其与中原王朝的宗藩关系终结为止。
越南李朝由陈朝所取代，而此前的只占据了中原半壁江山的南宋也为蒙古所破。元朝建国后，依宋制继续册封陈朝君主为安南国王。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册封并非出于自愿：陈朝国力虽无法与元朝相比，但却在三次元越战争中连续击败了强大的蒙古军队——若不是这三次辉煌的军事胜利，陈朝君主恐怕也不可能在元朝的铁骑之下获得藩属国的独立地位，而是会步南宋后尘，成为元朝南部边疆的一个最狭长的行省。
陈朝向元称藩并约定三年一贡，这一建制又为明朝为承袭。朱元境在将安南国列为“不征之国”时，正标注其为“三年一贡”，这一规矩自然源于元陈两国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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