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重大胜利，则源于汉朝“远交近攻”策略之奏效。乌孙国在葱岭北，大宛、康居东，与汉朝不接壤，不会产生大的纠葛，但也不算太远，汉的羽翼差不多能罩到。乌孙常受匈奴欺凌，兵将较多，有一定作战能力。
汉朝这次选择的方式，是和亲+战争红利。和亲的承载者，是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尤其解忧，足以跻身中国历史最佳女外交官之列。解忧一直在影响乌孙政局，促使乌孙和汉共击匈奴。如昭帝时，汉将常惠发兵乌孙兵，乌孙王自率五万骑从西方进入匈奴领土，斩首4万级，马牛羊驴驼70余万头，乌孙可自行支配战利品。在汉朝的主导下，参与战争，从中分得红利，也成为西域各国的经济来源之一。再往后，不单对匈奴，对西域内反叛汉朝的国家，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如陈汤、甘延寿击北匈奴、班超伐龟兹，基本上都大量征发西域兵。
第三次重大胜利，源于汉之“西域都护”超越匈奴之“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前身是屯田官，这些屯田点，既是往来客商、使者的驿站，也是汉朝屯卒的军粮来源。一方面满足了丝绸之路往来的安全需求，一方面不至于劳顿西域各国，加重它们在粮秣供给方面的负担，类似美国西进运动时的“毛皮驿站”。汉昭帝时，与匈奴争夺车师，胜利，丝路南道畅通。后来匈奴的日逐王降汉，北道也通。都护府成立，郑吉成为汉朝第一任西域都护。这意味着天山南北，也就是狭义上的西域，正式纳入了中国领土。汉朝在这里采取羁縻治理，经济上不敛赋税，不摊粮饷，而往来客商和使者，以及时不时发生的战争掠夺行为，使西域小国的利益评判，明显倒向了汉朝。
政治上则为西域小国调节矛盾、保障安全。匈奴则不同，僮仆都尉，顾名思义，西域各国皆为匈奴仆役，只有掠夺，没有关爱;只有践踏，没有共存。汉朝为西域小国提供了和平、安全、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僮仆都尉“遂罢”。此外，对于葱岭外诸国，如康居、安息、条支等，汉朝始终坚持互利互惠原则，商贸优先。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皇帝安敦派使团来华，都是丝绸之路国际交往的佳话。汉在葱岭外，营造了一个“结盟组织”。
第四次重大胜利，源于汉朝在“高铁”方面的巨大投入。除西汉开通沙漠丝绸之路，从阳关、玉门关到车师，再到疏勒，遍布亭隘外，东汉初年还开通飞狐道，自代至平城，约三百余里;又开通峤道，自零陵、桂阳，通岭南，远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长一千余里;自巴蜀向西南开通古道、永昌道，经缅甸，到达身毒，北上大夏，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这些通道的沿途，有邮局，旅店，保障了来往商旅的安全，促进了投资和地方经济繁荣。
在这样的布局之下，匈奴彻底失去了西域。没有了天山南北草场和农田的滋养，没有了丝绸之路的商业收益，再加上汉朝和盟国的通力打击，以游牧为生的匈奴帝国，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最终沦为边塞部落。汉朝对于丝绸之路的经营，延续二百多年，历时多代，其经略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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