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汉政权的历史叙事中，马超作为曾令曹操“割须弃袍”的西凉名将，其归降后虽获高官虚衔却未掌实权的现象，始终是历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表面看，这似乎源于刘备对马超“不忠不孝”的道德质疑，但深入历史细节会发现，这一决策实为权力结构、战略需求与道德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道德污点：历史标签的致命性
马超的道德争议始于建安十六年（211年）的潼关之战。彼时，其父马腾及宗族二百余口尚在曹操掌控的许都，但马超为争夺凉州控制权，仍联合韩遂起兵反曹。这种“弃父叛君”的行为，在汉代“以孝治天下”的伦理体系中堪称大逆不道。据《三国志·杨阜传》记载，马超攻占冀城后屠杀凉州刺史韦康全家，被韦康旧部姜叙之母痛斥为“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这种道德标签不仅使马超在士族阶层中声名狼藉，更直接影响了刘备的用人决策。
彭羕案暴露了刘备的深层顾虑。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彭羕因外放为益州治中从事心怀不满，竟对马超说出“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的谋反之语。马超立即向刘备告发，此举虽表忠心，却反衬出其惶恐不安的心理状态。刘备对彭羕的处理（下狱处死）与对马超的“给名不给权”，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出其对降将的根本不信任。
二、权力结构：军事特长的结构性错配
马超的军事优势集中于平原野战与骑兵冲锋，其麾下西凉铁骑在潼关之战中曾突破曹军防线。但蜀汉的核心战场——汉中争夺战与夷陵之战——均以山地攻防为主，骑兵难以施展。据《三国志·马超传》记载，章武二年（222年）夷陵之战前夕，马超已因“羁旅归国，常怀危惧”而身体衰弱，其军事价值因地理环境与健康状况的双重限制大打折扣。
更关键的是，马超的降将身份与军事传统形成冲突。蜀汉军事体系以关羽、张飞等元老为核心，魏延、赵云等将领通过长期效忠获得信任。马超虽被拜为骠骑将军，但实际仅负责威慑羌人的象征性任务。这种“高官虚衔”的安排，既利用其名望稳定边疆，又避免其掌握核心军权，本质是权力结构的平衡术。
三、战略需求：北伐蓝图的潜在威胁
刘备对马超的另类重用，实则服务于其“跨有荆益，北定中原”的战略目标。建安十九年（214年）马超归降时，刘备正围攻成都，其西凉军阀的威望直接导致刘璋开城投降。这种“威名营销”的价值，远超实际军事贡献。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曾私下对诸葛亮表示：“我得益州矣，马超之来，功在城下。”
然而，马超的北伐潜力构成双重威胁。其一，其凉州根基与羌人联系，可能成为独立势力；其二，若赋予实权，可能重演“认贼作父”的旧事。刘备称帝后封马超为凉州牧，实为画饼之举——此时凉州已在曹魏控制下。这种“虚封实控”的策略，既满足马超的政治诉求，又避免其形成实际威胁。
四、历史评价：道德与实用的永恒博弈
后世对刘备不重用马超的批评，多源于对“五虎上将”神话的期待。但《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评价更具历史洞察力：“马超阻戎负勇，以覆其宗族，惜哉！能因穷致泰，不犹愈乎！”这段评语既承认马超的军事才能，又指出其道德缺陷导致的必然结局。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刘备的决策具有合理性。在乱世中，道德风险往往比军事能力更具破坏性。马超的案例揭示了一个历史规律：当降将的军事价值与道德风险形成冲突时，统治者通常会选择保守策略。这种选择虽可能错失军事机遇，但能有效维护政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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