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1年，长安城笼罩在血腥的肃杀中。丞相司直田仁因私纵太子刘据逃亡，被汉武帝以“纵反者”罪名腰斩于城门之下。这位曾以刚正不阿闻名朝野的官员，最终成为“巫蛊之祸”这场政治风暴中最具悲剧色彩的牺牲品。其死亡背后，交织着皇权猜忌、父子反目与官场倾轧的复杂逻辑。

一、从卫青舍人到丞相司直：田仁的仕途与品格

田仁出身名门，其父田叔曾任鲁国相，是汉初名臣。他早年以体魄壮健成为大将军卫青的舍人，多次随军出击匈奴，展现出军事才能。汉武帝下诏选拔卫青舍人入仕时，卫青初荐富家子弟，却被少府赵禹否定。赵禹遍访百余名舍人，独选中田仁与任安，称二人“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的胆识远超他人。汉武帝亲自召见，田仁以“决嫌疑、定是非”的吏治才能自陈，最终获任郎中，开启仕途。

田仁的仕途轨迹印证了他的政治品格：

刚正不阿：任丞相长史期间，他主动请缨刺举三河（河南、河内、河东）郡守。当时三河太守分别为御史大夫杜周的亲属与丞相石庆的子孙，盘根错节的权贵网络令其他官员望而却步。田仁却不顾丞相、御史大夫的请托，将三郡太守悉数弹劾下狱，震动朝野。汉武帝因此擢升他为京辅都尉，后迁丞相司直，成为监察百官的要员。

忠义两难：田仁与任安私交甚笃，二人均以“骨鲠之臣”著称。任安曾因“坐观成败”被汉武帝指责“怀二心”，而田仁的悲剧则源于对“忠义”的终极抉择——在皇权与亲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二、巫蛊之祸：太子反叛与田仁的道德困境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晚年迷信巫蛊之术，江充等佞臣诬陷太子刘据行巫蛊诅咒皇帝。太子被迫起兵诛杀江充，却遭汉武帝误认为谋反，双方在长安展开五日激战。田仁的命运在此转折：

职责所系：作为丞相司直，田仁奉命镇守复盎门，负责关闭城门、截断太子逃亡路线。这是汉武帝平叛战略的关键环节——若太子逃出长安，可能联络诸侯或匈奴势力，使局势失控。

人性抉择：当太子一行狼狈逃至城门时，田仁面临两难：若严格执行军令，太子必死无疑；若放行，则违背皇命。据《汉书》记载，田仁“以太子与皇上是骨肉之情，不忍心拘囚太子”，遂下令开门。这一决定使太子得以逃亡至湖县，最终自杀身亡。

三、皇权暴怒：田仁之死的政治逻辑

田仁放走太子后，丞相刘屈氂欲按军法斩杀他，却被御史大夫暴胜之阻止。暴胜之认为：“司直位同二千石，有罪当奏明圣上，不可擅杀。”刘屈氂遂上奏汉武帝，引发武帝震怒：

挑战皇权威严：汉武帝将田仁的行为视为对皇权的直接挑衅。在平叛战争中，任何对太子的同情或帮助均被视为“谋反同谋”。田仁作为丞相司直，本应成为皇权的捍卫者，却因“纵反者”罪成为反面典型。

杀一儆百：汉武帝不仅处死田仁，还迁怒于暴胜之。他质问暴胜之：“司直田仁放走谋反主犯，丞相要杀他，是依法办事！你为何袒护？”暴胜之惶恐自杀，成为皇权暴怒下的第二个牺牲品。

政治清洗的延续：与田仁同时被杀的还有北军使者任安（因“坐观成败”被腰斩）、太子门客400余人，以及随太子发兵者悉数灭族。汉武帝通过极端手段强化“忠君”意识形态，田仁之死成为这场政治清洗的标志性事件。

四、历史回响：忠义价值的撕裂与重构

田仁的悲剧引发后世对“忠义”价值的深刻反思：

道德困境的永恒性：田仁的选择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君”与“仁义”的冲突。他既未背叛汉武帝赋予的职责，又未放弃对太子的人性关怀，这种双重忠诚在专制皇权下注定无法两全。

皇权对个体的碾压：汉武帝晚年因迷信巫蛊导致性格多疑，将亲情与政治混为一谈。田仁之死暴露了皇权对个体生命的绝对支配权，即使如丞相司直这样的高级官员，也无法逃脱被牺牲的命运。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班固在《汉书》中仅以“坐纵太子，下吏诛死”六字记录田仁之死，而司马迁因与田仁、任安交好，在《报任安书》中隐晦表达了对二人的同情。后世史家多将田仁视为“忠直之臣”，其死亡被解读为皇权暴政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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