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中国走私鸦片十分猖獗，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安全和国民的生计。清廷内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官员认为应该严禁鸦片，一部分认为应弛禁，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两边论者皆认为鸦片于国于民是一大害，严禁、弛禁仅仅是手段不同。
弛禁的想法源于广州“学海堂”(一个地方书院)的一帮学者，他们认为清廷之前的禁烟法令形同虚设，一方面又深以为因为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危害巨大。基于此，他们在1836年5月17日通过与其往来密切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朝廷建议：对鸦片进口比照普通药材一样征收关税，并要求鸦片交易只能以物易物，不允许用白银购买，以此防止白银大量外流。同时建议朝廷准许民间种植鸦片，以减少向外洋进口。弛禁论者不太在意普通平民是否吸食鸦片，但应坚决禁止官员、士人、兵勇吸鸦片。这一观点受到时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的支持，外国鸦片走私商大部分也赞同这个方案。
简单来说弛禁论者是因为禁“烟”不力才主张弛禁，他们更关注的是国家财富的外流危机(白银危机)，知识阶层的沦落，但是这些学者没有深刻认识到鸦片的盛行对普通百姓的伤害。
随着弛禁论的甚嚣尘上，反对弛禁要求严禁的折子也被呈给道光帝。严禁论者从根本上驳斥弛禁论者的观点。他们认为禁止不力决不能称为弛禁的借口，法令如堤，不能因为部分侵蚀就坐视全部坍塌。同时他们强调，一旦弛禁实行，民间吸食鸦片之风将无法遏制。所以，他们主张，要从严禁止鸦片，凡“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徐中约语)都应该严惩不贷。并且严禁论者点名了一批英商，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
道光帝态度比较犹豫，刚开始他有些倾向于弛禁论者，但当严禁论者的折子呈来，他显然被说服，弛禁论遭到贬弃，最晚到1836年9月，弛禁举措被取消。这场争论也就到此为止。两广总督邓廷桢受命禁烟。此后严禁论者呼声越来越高，直到1838年黄爵滋言辞激烈的要求处死所有一年内不能戒“烟”的人。林则徐也在此时发声支持严禁，并受命称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弛禁还是严禁都是清廷的一种应对危机的方式，但作为决策者的道光帝及其幕僚的犹豫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早期倾向弛禁使得广东英商仿佛看到希望，大量囤积鸦片，然而形势陡转之下，鸦片被严禁，囤积的鸦片面临收缴，英商的损失比正常情况下加大，这更刺激了与英国的矛盾。另一方面在严禁论占优势的时候，清廷上下大多缺乏冷静思考，没有考虑到与禁“烟”相配合的应该是备战，严禁被当做一面大旗来使用，成为部分人追求声名的途径。十分遗憾，仿佛只有林则徐等少数官僚着手准备防务，在如此损害英国利益的情况下不做任何防范是十分危险的。不久后的鸦片战争中，中国松弛的海防终究是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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