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5月4日)，道光帝六子恭亲王奕訢去世，也就是说，119年前的今天是这位历史名人的祭日。有史料记载称：道光帝非常喜爱奕訢，欲立其为皇太子。但是奕詝之所以能够在立储问题上脱颖胜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摸准了道光帝的心理脉搏，有的放矢，投其所好地打出了“仁孝”之牌。

　　人们常说，各种游戏有各种游戏的不同规则。军事战争有军事战争的规律、谋略与规则，国家政治有国家政治的规律与规则。不懂相关的规律与规则，随心所欲地胡乱行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失败的。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或政治家，必须熟知深悉相关的规律与规则，并熟练地加以运用，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或政治高手，则又往往不能按照常规去思维，去行动，而必须反常规地出“奇招”，即不按常理出牌，才能出奇而制胜。此次杜受田与奕詝之所以能够在立储问题上脱颖胜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摸准了道光帝的心理脉搏，有的放矢，投其所好地打出了“仁孝”之牌。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礼治天下”“以德治天下”“以孝治天下”，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传的政治伦理道德和治国理念。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道光帝不但同样如此，并且身体力行，躬行实践。尤其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道光帝似乎较其他人更具有对父母的依恋之情，仁孝之意，至其晚年尤笃尤甚。从以下两件事情，可见其一斑。

　　第一件事情是道光帝陵寝的选择。

　　清朝十二位皇帝的陵寝并未集中于一地一处，而是分为关外陵(即山海关外，沈阳附近的清帝陵寝，天命大汗努尔哈赤和崇德帝皇太极等皆葬于此)、东陵与西陵三处。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以后，顺治帝赴遵化县马兰峪一带游猎之时，看到这里的昌瑞山层峦叠嶂，山势巍峨，为王气所钟，遂选定此处为其万年吉地，为自己修建了孝陵。后来，其子康熙帝也在附近寻得满意的万年吉地，修建了景陵。本来，按照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道德与习惯，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雍正帝也应在此建陵，如明王朝一样，十三座皇帝陵寝皆建于北京以北的昌平地区。但是，雍正帝却不在遵化的昌瑞山附近，而是到北京西南的易州梁各庄一带另行择地，在泰宁山为自己修建了泰陵。

　　雍正帝的这一反常的做法，颇为令人费解。于是，民间普遍传说这是因为雍正帝曾篡改先皇遗诏，谋夺皇位，残杀众多兄弟，所以他死后没有脸面，更不敢再去面见父皇康熙帝，因此才在远离遵化200公里外的易州另建陵寝。无论雍正帝另行择地建陵的原因是什么，他给历史留下的却是清朝各位皇帝分别埋葬的事实。由于遵化和易州分别处于北京以东、以西，故分别称之为东陵和西陵。

　　雍正帝之子乾隆帝的万年寿宫没有选在西陵，而是选在了东陵界内，并于嘉庆元年(1796年)提出了清皇族后世子孙选吉建陵的两个规定。其一，遵化和易州两处地方，山川灵秀宽广，蜿蜒逶迤，虎踞龙盘，王气郁葱，正是“万年龙虎抱，每夜鬼神朝”的上吉佳地。今后我大清子孙，务须恪遵前训，永垂法守，只能在这两处地方内为自己选择吉地吉壤，不可另择他处修建陵寝，否则将会有碍民人百姓的土地、财产、坟茔等。其二，以后清朝皇帝崩逝以后，必须按昭穆相建之法，分别在东陵与西陵建陵。

　　所谓昭穆之法，本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规定的是宗庙中的长幼尊卑次序。在古代的宗庙之中，例将本家族最早的始祖牌位安放于正中间，以下的父父子子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周礼·春官·小宗伯》有“辨庙祧之昭穆”之语，郑玄的注释说：“父曰昭，子曰穆。”但乾隆帝在此所说的是遵仿古制的建陵次序。即《周礼·春官·冢人》所说：“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也就是说以后清王朝各帝选择陵寝吉地之时，必须按东陵、西陵相互交替的顺序，即儿子的陵寝应与爷爷的陵寝相依相守，而不是“子随父葬”建在父亲的陵寝旁边。

　　最初，道光帝按照祖训祖制的规定，在遵化的清东陵界内选择宝华峪为自己的万年吉地。该陵寝的修建工程质量粗劣，地宫渗水较为严重，旋遭废弃。当然，承修此陵的官员自然也少不了治罪处分和银两包赔。

　　此后，道光帝违背递为昭穆的祖制，在清西陵选中了龙泉峪为自己的万年吉地，在其父母的昌陵之西八里处。道光帝的御制诗中有“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恋慕萦”，“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灵区”之句。从这些诗句之中可以看出，道光帝之所以选择在西陵为自己修建陵寝，主要是希望能时时陪伴死去的父母，以尽孝心。既然道光帝具有如此浓重强烈的依恋父母的情结和孝心，如此看重为人子的“孝道”，那么，他在考虑皇储的人选之时，皇四子奕詝的种种“仁孝”表现，当然会使其颇为满意。

　　第二件事情是道光帝对孝和皇太后的孝顺之举。

　　孝和皇太后虽并非道光帝的生身之母，但道光帝在其生前，仍十分尊重且尽孝道，经常循例向孝和皇太后请安问候。1850年1月23日，孝和皇太后病逝，当时正值三九严冬，年近七旬的道光帝竟悲恸万分，“哀恸号呼，擗踊无数”，“哀恸深至，哭无停声，水浆不御”。道光帝不但按照当时的丧仪礼数规定，每日早、午、晚三次至孝和皇太后梓宫前供奠行礼，而且每一餐仅以素菜素粥果腹，夜间则居住于简陋的“倚庐”，这决不是装模作样的虚应故事，而是发乎于真情的追思怀念，因此每次哭奠之时都是哭必尽哀。结果，因哀痛过度而伤神，丧事过劳而害身，更兼之年事已高，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道光帝亦因之病倒，旋即追随孝和皇太后而去，驾鹤仙游。由此可见，《清代野史大观》中所谓“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实是有所本，有所据的，决非文人无中生有、虚言臆断的揣测之词。

　　在奕詝与奕訢明争暗夺皇储的矛盾中，甚至奕詝的生身母亲也参与其中，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史料记载称：道光帝非常喜爱奕訢，欲立其为皇太子。奕詝的生母孝全皇后，为使自己的儿子能被立为皇太子，曾设宴约请各位皇子前来饮酒，在鱼中放置毒药，“欲鸩杀诸子”。孝全皇后曾偷偷告诉奕詝，鱼中有毒，千万不可食用。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大”，奕詝到底是心地善良、忠厚仁爱，他偷偷地告诉各位小弟，“勿食此鱼，诸弟得不死”。后来此事败露，“宣宗母太后大怒，立命赐死”。这一说法虽未见之正史，多为野史之传闻，但却有蛛丝马迹之可寻。有《清宫词》记孝全皇后之崩曰：“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该词原注云：“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旋正中宫，数年暴崩，事多隐秘。”

　　在此我们还要多说几句。道光帝之所以最后选中了皇四子奕詝，除了上述的种种原因之外，还因为奕詝的确是颇有些文才、文采的。

　　我们姑且不去谈论他在戏剧方面的爱好与造诣，仅就书画而言，奕詝亦的确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军机大臣彭蕴彰曾赋诗称赞咸丰帝所画之马：“挥毫尺幅英姿壮，屹立阊阖依天仗。”

　　笔者认为咸丰帝所画的《骏马图》，水平较为一般，只有其形而无其神;其所绘的《设色人物图》，远坡近水，略具意境，峻石嶙峋，所绘人物宽衣大袖，线条流畅，虽并非十分生动传神，倒也蛮说得过去。而咸丰帝所画的《柏枝图》，的确已达较高的水准。尽管咸丰帝的上述绘画作品还远远不够老到成熟，但其绘画的才能与天赋却是较高的。需知，咸丰帝绘画《柏枝图》等作品之时，年仅十六周岁。如果咸丰帝生活于国泰民安、年丰人寿的太平盛世，说不定中国又多了一位文才皇帝、文采天子。

　　1846年8月7日（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道光帝终于下定决心，立奕詝为皇太子。其建储朱谕为：“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至此，人们终于明白道光帝为何于这年年初将五子奕誴过继给自己的三弟惇亲王绵恺，与其说是奕誴不为道光帝所喜，还不如说是道光帝是为立储之日，给封六子奕訢为亲王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间。

　　立储后不过三年半的时间，道光帝病体愈来愈弱。

　　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命“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科尔沁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匣，宣示御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旋崩逝于圆明园慎德堂。

　　1850年2月28日，奕詝以新帝名义封六弟奕訢为恭亲王、七弟奕譞为醇郡王、八弟奕詥为钟郡王、九弟奕譓为孚郡王。咸丰帝对恭亲王奕訢，的确是“视之当异诸弟”，高看一等。

　　道光帝在立储朱谕中明确封奕訢为亲王，显然一是出于对他的偏爱，二是担心奕詝继位后不给奕訢以显贵封爵。但道光帝毕竟没有将事情全部包办，而是将奕訢亲王名号的赐封留给了奕詝。其是何用意，道光帝本人未说，别人只能揣测猜想了。这可能正是道光帝的老到高明之处。既然自己已明确地封奕訢为亲王，奕詝当然不可能公开反对，而由其颁定奕訢名号，或是为了由此表明四子奕詝与六子奕訢兄弟两人的亲密无间;或许是为了大清基业的长治久安，确立奕詝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与权威，暗示奕訢应安分守己、适可而止，不可有非分之想;或许纯属偶然，什么隐意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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