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宋代理学对于儒家经典教义的全新诠释和整合，科举功名也从一个新的时间角度和思维角度赋予自己新的历史外衣。
读书是为了入仕，入仕是为了治国安邦。但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大军中能最后抵达金字塔顶端的学生寥寥无几，如果幸运的话，能在省城的乡试里的角逐中拔得解元的头筹，故里归乡之时也会有万人空巷的热闹欢呼了。
但即使是走到这一步的人，人生也往往不免会对不能再上一层楼而抱折戟沉沙之憾。
许振祎就是这茫茫大军的人物之一，只不过他能够像苏轼的父亲苏老泉一样，一不中二不中但势必不罢休，最终能够超越前人更进一步，发奋读书最后在紫禁城被同治皇帝一点通，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巡抚。
而且，许振祎是在太平天国这场战争中，边打仗边学习考的名次，这种后起之秀，大器晚成之才应该是内心非常坚定之人吧。但遗憾的是，不知是因为五千年中国没有之大变局还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专治官场的影响，许书生的书生气反而茫然而愈加浓烈，但也正是因为在乱向面前残留的浓浓的书生气，反而救了自己。
人在束手无策的时候会做什么呢——哭，因为哭有时会救命。
就像陈琳因为一纸讨曹檄文的文笔而名传天下，最后曹操不计前嫌还求知若渴一样。许振祎虽然学涯初始不顺，但文笔的名声却声名在外，在太平天国举事的那几年里被曾国藩召入幕府，全权负责书信秉笔之务。
武杆子如果说是建立军功巩固政治地位的工具，那笔杆子对同样是文笔飞扬的同道中人来说那也许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这样的人才曹操爱，曾国藩也爱。
道光九年许振祎中了举人想在读书入仕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便出了曾国藩的幕府。这个时候的曾国藩从和道光皇帝的斗气中刚刚想明白，重回湘淮官场与当初把自己撵走的同僚重新共事。文字方面的得力助手只有李鸿章一人，急需帮手的他于是亲自写信给许振祎邀其前来，又托李鸿章帮忙从中催促，可见许振祎的才能一斑。
从无到有，从曾国藩兵败自杀未遂到曾国荃的先锋部队攻克南京，大营里的许振祎是第一现场见证人。加上在官场上曾国藩的特殊关爱和提携，于官制而言，许就是曾的门生了。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耳濡目染，许振祎不仅仅与老师曾国藩，还和在前线作战的司令官，曾国藩最疼爱的弟弟曾国荃也结下了深厚的亲情情节。论辈分，他得称年纪差不多的曾国荃为叔父。
光绪十二年，许振祎从河南按察使升任江宁布政使，顶头上司正是叔父两江总督曾国荃。也许是说文解字的细致习惯，许振祎不但对叔父的秘书工作业精于勤，自己的本职岗位也干的是头头是道，赢得南京官场“一片喝彩”。
就像阴阳平衡，这边的业绩突出必然会招致那边的妒忌眼红。官场自然有人会在叔侄这上下级之间寻找一些可利用的文章空间。但许振祎也的确有可供人口实之柄:工作上主观能动性太强，委任处分，先斩后奏。
对于政治而言毕竟半路出家，钻营文字之书生难免会有一套自己的处事方法，但读书入仕的初衷不忘，本是好意，却被规矩乱了规矩，谁又不是慢慢成熟起来的呢?
曾国荃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粗人其实也不是很在乎这些，而且有这么一个得力的属下大包大揽生活上竟然过得惬意了起来。但官场规则岂能有人鹤立鸡群而使鸡群百无聊赖，于是谗言漫布南京上空。
学者毕竟是学者，许振祎一方面忙于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深信自己与曾家半进门的关系，自信也不屑于向自己的领导述职解释，而曾国荃毕竟身为行伍，在一定的政治面目之下的辨别能力不像文官一样机警敏锐。一方面为了平息南京官场的众怨，一方面也是听信谣言确保自己的权威，于是在向朝廷的奏折上暗示将许侄调走。
总督这样的超省级官僚有幕府，形形下套许振祎这样的省市级大员同样有自己的幕僚机构。就像自己在曾府之内言语两计，自己的属下在自己身陷囹圄之际也献上了一计——以纪念曾国藩为噱头，在南京建新的以曾命名的文正书院。
由于事出仓促，许振祎也没有专项经费，募捐上时间也来不及，自费则更加坐实了事拙后补的行为。最终一世清明的许振祎挪用了耕牛补贴，给自己的老师贴了金。
书院落成之日举办追思纪念仪式。这样的机会许振祎借机拉开了即将把自己调外的叔父曾国荃。只是在仪式后许振祎面对自己老师曾国藩的画像应声倒地痛哭不起。
在最后的年终干部报告中，叔父曾国荃向慈禧太后大大表扬了一番，随即被提为河东河道总督，一个既有实权又有经费油水的肥差。
可能曾国荃被自己的侄子打动了吧，可能也是在那一刻曾国荃想起了当年三人一起在太平军面前共事的情景。也可能是许振祎真的成长了。
国破山河在，城春早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曾经进士出身的杜甫哭的是安史之乱后山河的美好不在，许振祎哭的是对自己恩爱有加的老师，只是时机不称，轻重不同，最后导致了一个贫寒交迫，一个日蒸上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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