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各有各的历史价值：官渡之战成就了曹操，使其有了一统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战则彻底碾碎了这种可能，初步架构了三国鼎立之格局;随着夷陵之战(或叫猇亭之战)刘备的惨败，三方均元气大伤，谁也奈何不了谁，三国博弈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正史上，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在这之前的199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势大增;袁绍兼并公孙瓒，得了幽、冀、青、并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争天下。斯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序幕由此拉开。

　　次年正月，双方在官渡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你死我活的大会战。结果，曹操以区区两万疲惫之师(一说三万)力克袁绍，“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完成了地区统一。

　　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而言，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但其中的胜败原因，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唯其“多有总结”，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

　　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

　　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

　　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

　　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

　　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举军而袭其后”)，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属“自愿精神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焉能不惨败?

　　回到现实中，如今各地城管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领导该如何因时乘势的运用权术?窃以为不外乎两点：一是切实妥善的改变执法作风，用事实左右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转形象上多下功夫，许多危机公关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时乘势的结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在这么做，希望坚持下去。

　　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

　　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

　　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

　　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

　　激励乏术，输在德行。

　　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

　　所谓厚德者，治道也。

　　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

　　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

　　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

　　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

　　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

　　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

　　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

　　不是吗?官爱民，民恒爱之。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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