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真正得势仅三年，他掌权时，明朝政府抵御辽东后金的入侵还是比较给力的，可以说一扫万历末年辽东战场的颓势，大有光复辽东之势。

　　魏前期能够认识到辽东与京师唇齿相依的关系，否定龟缩山海关的决议，积极支持孙承宗的推进战略;

　　后期任由袁崇焕督师辽东，不敢说他多器重袁崇焕，但从来往信件看，袁与魏的关系至少是和谐的，袁最牛逼的几次战功全在魏掌权时诞生。

　　当时明军的情况是：关宁铁骑不用裁员，军饷仍可足量正常发。皮岛军队不用精简，收入来源也是稳定的。

　　寄居海岛的毛文龙进行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本着中庸之道，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毛文龙也算干吏，积极进取，开拓了旅顺-义州一线的东江军镇，不断骚扰后金盛京以东的城池;

　　授毛文龙“钦差平辽便宜行事总兵官征虏前将军左军都督”和尚方宝剑，人心笼络绝对到位，搞得毛文龙热血沸腾，誓死巩卫皮岛、朝鲜本土。

　　盛京的西面，从宁远至锦州，本来荒凉破败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军的火铳、战车、地雷、炸弹配备齐全;红衣大炮这种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宁远、锦州的城头。

　　魏当九千岁的几年几乎与关外捷报频传的时间同步，宁远大捷大炮轰伤努尔哈赤(回盛京后不久死去)。宁锦大捷明军多次重创皇太极。

　　丁卯之役，毛文龙在朝鲜拼尽血本击退阿敏数万八旗军，阻止了阿敏当朝鲜王的梦想。皇太极东奔西突累到吐血没捞着什么好处，只能龟缩在盛京。

　　关外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其实还是钱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税。

　　明末，天下金银、尽聚三吴，魏忠贤针对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海税。

　　但他没有给农民加赋，出身社会底层的魏忠贤在河南遭灾时，还能免除赋税，从内库拨款赈灾;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而且专门找东林党人投资的“垄断企业”收刮。

　　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魏简直太给力了，提议修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

　　袁崇焕称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

　　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

　　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

　　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牛掰哄哄的的东林党。

　　对比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朋党，东林党很多人似乎更适合生活在现代的美国政坛。但掌权的东林党偏偏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

　　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

　　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但顶着东林的名头，钱贪过后不敢承认且一丁点都不愿吐出来(捐献出来不就承认和说明我贪了嘛)。

　　史书上写了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图谋啥子啥子却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这种鸡毛事也算大罪?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

　　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阉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

　　对于魏对东林党的打击，窃以为在当时的朝堂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魏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国家捞钱。

　　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到;而权倾一时的威权主义者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

　　军队装备牛逼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而以上古代军事工业正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就业的好办法。

　　魏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

　　能够用正确给力的人并给予支持(炸伤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可是用真金白银买的)，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

　　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

　　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

　　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很多人读了此段瞬间想到了吃葡萄的感觉。

　　崇祯上台后，与魏比疑心重也就算了，关键收不到税还超级爱清廉，超级恨贪腐……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

　　此时一个棉袄烂洞、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超级影帝。

　　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偏偏在上面皇帝跟前超级爱装清廉。“您不是爱清廉恨贪腐吗?我被逼只能装啊，适者生存嘛。”

　　什么?你要钱?我可一个子儿都没有，微臣可是“清官”啊。朱由检(崇祯)先生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的一面烂鼓里。

　　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头了，正剧变成悲剧了。

　　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给力的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

　　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蒙古族)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

　　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为袁崇焕大炮所伤，旋即不愈而死;宁锦之战，为父报仇的皇太极小伎俩用尽，却一点便宜没捞着。

　　可惜的是，这位屡次击败后金军队的功臣良将，在成功保卫北京后居然立即被崇祯罗织罪名下狱，一生从无败绩的大明蓟辽督师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刚刚提出的“五年复辽”计划成了泡影。袁死后，他提拔的人中除祖大寿无奈投降后金(投降时改称满清)外，余者皆相继战死。

　　精心培育的关宁铁骑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只剩了少部分兵力保存在山海关的吴三桂手中。

　　袁崇焕死后，皇太极认识到人数劣势和装备劣势，于是广幕各族勇士，创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并任用毛文龙的得力手下孔有德制作大炮。

　　东亚第一劲旅的名号最终归属于善于吸纳各族精英的八旗军了。

　　反过来看北京城的金銮殿上，没有了阉党的制衡，东林党忙着铲除阉党，也提不出保增长、搞基础建设拉动经济的办法，整日提些看似有理，实际荒唐的建议。

　　有人居然提议裁掉占用开支很小的驿站，陕西米脂的李自成作为驿站职员的铁饭碗工作瞬间丢了，没饭吃咋办?造反算了!

　　李自成入关中后，取长安，北上轻易击破太原、大同等军事重镇，直到百万民军围困北京时，李自成仍然承诺要三百万银子，封个王就退兵，并答应帮崇祯剿灭满清。

　　可此时满朝官员仍然没一个愿意出钱的，崇祯终于明白了，他怒了，国家居然毁在这群“吝啬”官员之手。

　　1644年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吊死煤山(现景山)。临死前崇祯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喷出了“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也!”之类的话。

　　窃以为无非找个托辞洗刷自己的过失与无能，想想此前的几年里，为了找垫背的，平寇无力时，杀了多少兵部尚书?税收捉襟见肘，换了多少内阁首辅?

　　其实在李自成攻克北京近郊时，崇祯先是听太监曹化淳评价：“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然后，又想到十七年前兄长天启的临终嘱托：“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已经有所悔悟，于是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专门祭奠之。只可惜大厦将倾，悔过已晚。

　　故事并未结束，京师沦陷后，滑稽而意想不到的一幕上演了：在京的东林党一众人本来翘首期盼着伺候新皇帝，结果却几乎统统被李自成、刘宗敏抄家、拷掠、暴尸于街头;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万两的银子从各大臣的家中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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