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意大利共和国是一个由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共同组成的国家，不过这个国家诞生的历史却并不久远，直到1861年，意大利王国才初现雏形。“意大利”(Italia)一词来源于上古时代，在当时，今天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利亚地区被人们称为“威大利亚”(Vitalia)，意为“小牛犊成长的乐园”。后来这个词的词头字母“V”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省略，于是就形成了“Italia”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意大利亚”。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新兴的罗马共和国用“意大利”为整个亚平宁半岛命名，自此，“意大利”逐渐成为世人所熟知的地理概念。

　　由于教会权力过于强大(罗马是教廷的所在地)，意大利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世俗权力核心，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意大利本土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另外，因为意大利位于“四战之地”，经常成为欧陆各派强权争夺角逐的战场，这使得意大利缺乏实现统一的外在环境，从而也在客观上造就了意大利的分裂局面。在内外原因的共同作用之下，意大利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处在四分五裂的“碎片化”状态之中。

　　18世纪以来，随着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涤荡与冲击，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开始广泛苏醒，追求统一与富强成为意大利人共同的民族诉求和心灵期盼。但彼时意大利的统一之路可谓困难重重、遥遥无期。一方面，意大利境内邦国林立，教权强大;另一方面，法国和奥地利这两大强邻都对分裂的意大利虎视眈眈、垂涎欲滴。但这种看似无解的困局却因千里之外的一场国际战争而打开了局面，这场战争就是英、法、土与沙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它为意大利的统一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外部环境机遇。

　　1853年，为争夺多瑙河下游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控制权，土耳其与沙皇俄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开战初期，由于双方在军事实力上存在着差距，处于弱势的土耳其一方在交战中连战连败，特别是在锡诺普之战中，土耳其海军遭到了沙俄黑海舰队的毁灭性打击。

　　眼见土耳其旦夕难保，英、法两国出于遏制沙俄势力扩张的共同目的，决定联手加入战团。1854年初，沙俄与英、法正式彼此宣战，至此，沙俄与土耳其之间的区域性战争正式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由于交战双方争夺的主要是沙俄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军港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这场也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由于塞瓦斯托波尔城高垒坚，加之守军作战极为顽强，英、法联军一时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战争随之陷入僵持状态。

　　为了早日打破僵局，同时也为了扩大己方阵营的实力，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征得英国同意之后，派出特使赴都灵，力劝撒丁王国(当时意大利最强大的邦国)参战。撒丁首相加富尔认识到，参加此战将给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带来重大的外交机遇，遂决定正式参与到英、法、土耳其一方共同对沙俄作战。

　　1855年1月26日，15000名撒丁军人从国内出发，奔赴克里米亚前线参加对俄军事行动。较之于其他参战国，身为蕞尔小邦的撒丁王国虽然出兵甚少，但却通过此战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大国的邦交。1855年9月，英、法、土耳其、撒丁联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至此沙俄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此之后，交战双方间的战事渐趋平息，各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外交战场上的争斗中。

　　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统一意大利的邦国，撒丁王国在战后和会上的诉求是孤立宿敌奥地利，并争取其他大国对意大利统一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判断失误和认知偏差，加富尔在战时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奉行“营垒外交”路线，即将欧洲各主要大国划分为“自由阵营”和“专制阵营”两个泾渭分明的集团：前者主要由英、法组成;后者则由俄、奥组成。根据这一判断，既然意大利统一的最主要障碍来自于“专制阵营”的奥地利，那么撒丁王国就应该依托“自由阵营”的英、法两国支持，达成将奥地利的势力从意大利驱逐出去的目标。在加富尔看来，奥、俄两国都属于“专制阵营”，如能重创沙俄，则奥地利必然会在俄国动荡的波及下而受到影响，为意大利的统一除去一大劲敌。

　　这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定输赢的想法，虽然在今天看来显得颇为幼稚，但在当时却是加富尔外交理念的重要立足点。因此，当英国鼓吹在攻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俄境作战时，加富尔立即表现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大有一副紧随英、法同沙俄打到底的架势。但是无情的现实很快便粉碎了他的迷梦。由于深入俄国境内作战需要法国陆军的参与，而英国又拒绝了法国在北意大利扩张势力的要求，于是英法两国之间产生了裂痕。

　　战败的沙俄见到英法之间出现嫌隙，马上见缝插针，先是同法国进行秘密外交接触，以求进一步离间英、法，随后又做出了向盟国正式求和的决定，以求在未来的和会中通过与法国的合作将战争损失降到最低。加富尔起初曾不相信“自由阵营”与“专制阵营”之间会达成妥协，并通过外交渠道力劝法国继续参加对俄战争。但形势比人强，由于各主要参战国均表示愿意参加停战谈判，因此战争已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1856年2月1日，克里米亚战争的各主要交战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署议定书，并决定于2月25日在巴黎召开战后和平会议。这样一来，由于加富尔先前一直在鼓吹继续进行对俄战争，撒丁王国在战后外交中一度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境地之中。

　　不过加富尔毕竟是一位机智精明的政治家，看到基于“意识形态”的“营垒外交”破产之后，他马上决定改弦更张，同欧洲列强展开新一轮的外交博弈。由于害怕沙俄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强势扩张损害自身利益，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积极反俄，从而使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奥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在战后举行的巴黎和平会议中，沙俄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反击奥地利背盟行为的目的，遂采取了拉拢法国，适度满足英国要求，同时坚决打击奥地利的外交举措。在这个过程中，撒丁王国也成为了沙俄的拉拢目标，因为沙俄可以通过支持撒丁王国来削弱奥地利的势力。与此同时，为了将奥地利的势力从北意大利驱逐出去，法国也采取了亲近撒丁王国的政策，在拿破仑三世看来，在与奥地利争夺北意大利控制权的斗争中，撒丁王国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伙伴。另外，通过在波兰和意大利问题上的利益交换，俄、法两国在和会中进一步达成了默契，这就为接下来撒丁王国与俄、法间的新合作铺平了道路。

　　1856年2月26日，加富尔与沙俄外交代表奥加洛夫进行了首轮磋商，后者在加富尔面前对奥地利进行了激烈抨击，并为过去因照顾奥地利而未与撒丁王国建交深表悔恨。这次会谈使加富尔收获良多，此后撒丁王国与沙俄的关系迅速升温，1856年夏，撒丁与沙俄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奥地利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撒丁与法国的关系也在加富尔的运筹下得到了快速发展。1856年4月8日，加富尔在巴黎和平会议上针对奥地利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和会主席、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不仅对加富尔的讲话持默许态度，并且还将这篇讲话列入了会议记录之中。该举动表明，此时的法国已对撒丁王国的反奥诉求采取了公开支持的态度。

　　当然，在与法、俄两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加富尔也十分渴望拉近与传统友邦英国的关系。但由于对法、俄接近持警惕态度，英国决定站在奥地利一边，以防止法、俄接近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因此英国不希望撒丁王国驱逐奥地利的在意势力，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甚至规劝加富尔改善与奥地利的邦交关系。英国的亲奥态度让加富尔感到既无奈又失望，他在给撒丁王国驻英大使的信中指出：“英国背弃了自由主义的事业，成了奥地利私欲的工具。”虽然如此，在先前“营垒外交”的挫折中日渐成熟起来的加富尔并未采取与英国为敌的政策，他依旧与英国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以求英国能在未来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冲突时保持中立。此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加富尔的这一努力基本达到了目的。

　　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中期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为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助力。在这场战争中，最有实力统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将法、俄争取到了反奥阵营之中，从而使奥地利这个意大利统一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处在空前孤立的状态之中，这就为日后撒丁王国统一整个意大利创造了良好的开局。

　　此后，在1859年的反奥战争中，撒丁与法国联军力挫奥地利军队，撒丁王国乘胜收复了除威尼斯以外的北意大利地区。1860年，意大利传奇英雄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南下攻灭了两西西里王国，随后南意大利地区也并入撒丁王国。撒丁王国随即于1861年正式改名为意大利王国。1866年，意大利与普鲁士结盟，利用普鲁士击败奥地利的机会，收复了威尼斯。1870年，意大利又利用法国被普鲁士打败的机会拿下了罗马，教皇被迫退居梵蒂冈。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自此正式形成。

　　今天再来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虽与意大利毫不相干，但却在不经意间为意大利的统一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这或许也可以被看作是“蝴蝶效应”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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