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才学之高，得到了王安石与苏轼的推崇。在考取功名之时，章惇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他深以为耻，竟重新去考了一次。宋时虽说进士及第的名额大增，但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超今日的公务员考试。
试问当今社会，有哪一人敢于在侥幸考取公务员之后，胆敢重新考一次呢?
宋徽宗并非一无是处，他也曾经关心过弱势群体。他设立了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安济坊是由寺院僧人负责管理，而居养院则设有专职官员管理。宋政府不但负责提供被褥，而且为老人雇有保姆、孤儿雇有奶妈。宋徽宗的慈善事业做的有声有色，财务公开，信息透明!
史载，居养院最初碰到极寒天气只是“给纸衣及薪”，到后来“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相关部门必须要优先考虑居养院、安济坊的日常需要，“而兵食顾在其后”。全面主持民政工作的是蔡京，昏君和奸臣有些时候也办点正经事的!
宋代的官宦子弟不叫官二代，而叫“衙内”。有一个叫王子韶的官员，因为喜欢结交官府子弟，被人称之为“衙内钻”。人们以为北宋年间最著名的衙内是“高衙内”，其实，高俅的三个儿子虽然“恩幸无比，极其富贵”，但有关他们欺压良善百姓的记载，目前文献上并没有见到。
高俅没有镇压过梁山好汉，讨伐过方腊起义，更没有参与制定联辽灭金的国策。他知恩图报，每逢苏轼子弟入京，“则给养，问恤甚勤”。高俅不懂军事，却特别留意提拔“潜心武略、久习兵书”的军事人才。抗金名将刘锜40多岁时候仍默默无闻，高俅发现荐举了他，“特授閤门祇候”，刘锜这才出现在公众视野。
王安石生的面黑，主要原因是他不洗脸不洗澡。这也成了当时朝中许多政敌攻击他的内容之一，苏轼的父亲更是特意言词过激地写文章攻击。一个人可以一天不洗脸，一个星期不洗澡。但是连年累月的不洗漱确实令人费解。更令人不解的是，王安石妻子有洁癖。他们夫妻如何共同生活的，同样是千古难解之谜。
司马光上台执政，范纯仁反对他尽废新法，主张保留其中利民合理部分。变法派官员章惇也看到了新法不足部分，开始寻求解决之道。如果双方抛开积怨与误会，彼此坦诚相见，共同对王安石新法做重新审理，去除其中扰民的条例使得新法更好的施行于世。那么北宋完全可以避免走向覆亡。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
《清明上河图》中，不但绘有猪群被人驱赶着进城贩卖的情形，还可以看到背街处有人户养的猪在跑动。宋时，送往开封城中屠宰的猪，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卖猪肉的肉铺子“动辄百数”，有幸生在宋代开封的屁民——没吃过猪肉，一定见过猪跑!
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时，四川的猪肉每斤50文。如果这个价格是铁钱的话，那么只能说四川生猪户太多了，导致了二师弟身份缩水。四川的猪饲料便宜还是怎么地?
苏轼喜欢开玩笑，同僚顾子敦长的象天篷元帅，一次在慈孝寺聚会居然伏在案上睡着了。苏轼开玩笑在书案写道：顾屠肉案!见他仍酣睡，在他身旁放了30文钱唤道：“快片批四两来!”。据此可知，北宋中期的猪肉价格为120文1斤，(应该是精肉价格)并且屠夫负责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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