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求贤令》中，曹操强调自己“唯才是举”，但紧接着还有一句“吾得而用之”——这也是曹操用人的底线，无论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能为我所用才是真正的人才，不为我所用又有什么意义?华佗就是很好的例子。
虽然在正史中没有给关羽刮骨疗毒的事迹，但确实给陈登、周泰等名人看过病。周泰是孙吴战将，有一次他受了重伤，华佗把他治好了，这件事影响很大，连曹操都知道了，赶紧请他来给自己治疗头风。华佗采用针灸的办法，不久就让曹操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曹操很高兴，就把华佗留在身边，当自己的保健医生。
一开始，曹操还允许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担任丞相后，他便要求华佗专心为自己看病，不再为其他人服务。华佗曾被推举为孝廉，并被太尉征辟去做官，但他都拒绝了，心无旁骛地做在当时地位低下的医生。因为如果不能经常接触患者，他便无法提高医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医生，华佗自然有点儿闹情绪。
后来，他借口思乡，回家了。到了家，他就说妻子病了，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去催，又派地方官前去看望，华佗仍然没有动身回来的意思。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核实，交代说如果华佗之妻真的病了，就赏赐他小豆40斛，宽延其假期;否则，就把华佗抓起来。使者去了一看，华佗之妻没病，华佗想当个体行医者，不想当专职医生，便撒了谎，于是华佗被抓。
谋士荀彧求情说华佗本领很大，希望能对他从宽处理。但曹操的怒气未消，大骂华佗是“鼠辈”，下令将其处死。曹操一向唯才是举，又很能容人，为何会容不下名医华佗呢?
因为曹操带队伍一向法令很严。华佗来到曹操的身边，就是曹操的属下，有令必行、有征必应，这是基本纪律，无论你是名将还是名医，找个借口不执行命令是不被允许的，如果可以有例外，领导今后还怎么要求别人?
连曹操本人在纪律面前也不能有例外，“割发代首”的故事正是出自正史《三国志》。曹操认为华佗犯了罪，把他押回许县“考验首服”，说明朝廷不仅审问了华佗，华佗还认了罪。具体罪名虽不详，但应该是“不应召”“大不敬”这些当时通行的罪款。既然认了罪，华佗自然得伏法，这是法理的要求。
而且，曹操的性格有两面性，一方面很能容人，降将徐晃、张辽和欠下曹家血债的仇人张绣、贾诩等因为与曹操的目标合拍，他们在曹营都发展得很好。刘备、关羽等人也曾得到过曹操真诚的接纳，在这方面，基本上都是别人负曹操，而曹操很少负别人。
另一方面，曹操又特别痛恨欺骗过自己的人。荀彧只因有一件重要的事瞒着曹操，曹操便穷追不舍，让对方下不了台，以致荀彧郁郁而终。华佗请假久不归，曹操“累书呼”，已经给了华佗机会，但华佗仍不归，作为领导，曹操对这种不听安排的下属自然极为不快。得知华佗在撒谎，曹操自然要把违纪和欺骗两项罪责一并处罚。
再说，曹操虽然很认可华佗的医术，但并不认为华佗是天下唯一的好医生。有人劝他不要杀了华佗，曹操说：“不用担心，天下难道再找不来这样的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若人才不能为我所用，其本事越大越有害，因为他们有可能为对手所用，曹操对这样的人只能除掉，华佗之死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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