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家们对古人的评价通常是站在比较可观的角度上的，由于，其严谨的态度使许多古代人的形象得到还原。唐朝的李世民被众多历史学家奉为圣明之君，他生前的作为也被很多人传诵，其中，“唐皇纵囚”的做法更是让这位皇帝名垂千古，时至今日后人仍赞颂他的这一行为。
贞观年间，李世民亲身来到监狱，视察关押的囚犯。看到那些面临死刑的囚犯，皇帝大动恻隐之心，于是，便下旨让这些即将离开尘世的罪犯暂时假释回家跟妻儿团聚，甚至，还跟死刑犯约定：要在来年秋收后到了执行死刑的时候一定要守约回来赴死。
这道圣旨被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监牢之中，自此，全国的死刑犯在死前都能享受这个政策。
在李世民刚刚颁布这道圣旨之初，朝中大臣们觉得此举十分欠妥。他们认为：倘若让这些罪大恶极的坏蛋获得短暂的自由，他们很有可能就此逃窜，到时候岂不天下大乱?
让这些大臣大跌眼镜的事发生了，第二年入秋收结束的时候，之前让李世民放回家里的死刑犯们，都非常自觉的前往皇宫，慷慨赴死。更加让人惊叹的是，将近四百个死刑犯人，居然没有借机逃窜的家伙。
听到这个消息，李世民非常感动，觉得这些人良心未泯，当即下旨：让这群守信的死刑犯恢复自由。
让我们从表面上来分析这件事，从结果来看，李世民的这一行为展现了一个无上君主的感召力，能将犯下滔天大罪的恶徒感化成懂得感恩的正人君子，李世民无愧于圣贤君主的称号。
可是，仔细想想，这件事的逻辑根本经不住推敲，简直不堪一击。
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有一篇史论文章《纵囚论》，文章开门见山，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全文基调。接着，通过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用君子与小人相比较，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
因此，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
欧阳修先生提出的质疑，虽说，这种言论从表面看来很不近情理，但是，仔细琢磨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试想，高尚的君子能有几人能将生死置之度外呢?何况那些身负罪孽的恶徒?皇帝就算再宽容仁慈，也不可能仅凭一段温馨时光就改变这群人的本性。
再说，李世民已经坐了六年龙椅，若他真的那么贤明，哪来那么多斗胆犯下套天恶罪的人?莫非，他们在犯罪之前没能受到皇帝的感召?
欧阳修进一步推测，李世民感召死囚的奇迹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阳谋，司法官员早就跟那群幸运的囚犯透露了李世民的旨意，这群家伙自然会按照剧本在来年秋季归来面见圣上，走个形式然后恢复自由。
囚犯逃脱死罪，皇帝获得美名，可以说，这桩买卖让双方都觉得很划算。
还有就是，唐朝的时候是保甲制度，采用“乡里邻保”的方式，民户均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的网络组织起来。政府以“手实计账”的方式确定户籍，对不同户籍种类的人口分别予以严格的管制。城市里更是划分成坊严格实施宵禁，所以，就算潜逃，那还能逃到哪里去?最终，只能回去投案，皇上高兴了就可能赦免。
我们再来看看李世民的人品，他真的是个完美的君主吗?
肯定不是!
他所传下的一切美名都载入史册，可是，唐朝史书被李世民勒令修改过，所以，这些彰显功德的事迹极有可能是李世民美化自己的盛装。老年时期的李世民，开始沉浸于安逸享乐，征调民夫大肆修建宫殿;听信一家之言，为今后的李家统治埋下祸根。
而玄武门政变，正是他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
一片肃杀之气笼罩玄武门，李世民挥剑砍向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兄弟。除此之外，李世民还胁迫自己的父皇让位，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脉全部赶尽杀绝。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李世民更是跟自己的弟妹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并且，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兄弟的妻妾无一逃离李世民的魔爪。
政变闹得人尽皆知，李世民也没法抹消民众的记忆，所以，只能通过推卸责任和篡改史籍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想要千古留名，单单隐瞒罪恶是不够的，还得突出自己贤明的形象，所以，李世民便设计剧本搞了几场政治秀。
唐朝史书记载，李世民继位第二年，都城大旱，到处都是飞舞的蝗虫。李世民体察民情，亲自来到田里抓了好多蝗虫，还对它们说：“你们吃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倘若百姓有罪，那就全归咎到我的身上吧，你们来吃我的心吧。”
说罢，他不顾周围众人劝阻将蝗虫一口吞下，此后，蝗灾果然消除。
老百姓不是傻子，这故事实在太不靠谱了，完全可以说就是胡扯。不过，李世民为了作秀展现的演技值得敬佩，九五之尊吞蝗虫这可是大手笔。
李世民的十几个儿子中，大部分都落得凄凉下场，其中，还有三个曾起兵造反，太子李承乾也参与其中。连自己的继承者们都教育不好，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未能感化，李世民是怎么让那些罪大恶极之徒变成正人君子的?
所以，这种把戏恐怕连当时的老百姓都骗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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