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两百七十六年国运，最终在崇祯皇帝手里戛然而止。崇祯皇帝在继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锐意图强，铲除魏忠贤等奸臣集团，排斥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放手任选贤能，明朝局面一度气象一新，俨然一副中兴之主的气派。然而崇祯折腾了十七年，呕心沥血，苦心孤诣，大明朝却还是无可奈何花落下，在李自成和皇太极的攻击下土崩瓦解。
崇祯的认真态度可谓无可挑剔，崇祯的勤奋也是有目共睹，然而，却为何未能挽救大明朝的衰亡命运?原因很简单，崇祯一生劳碌，为振兴明朝尽心尽力，但可惜的是，他始终未能触及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舍本逐末，却未能正本清源，才会导致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收效甚微。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崇祯身在局中不能看破，也属正常，明亡几十年后，康熙皇帝却用六个字说出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康熙和大臣们谈论天下兴亡之事，论及明朝国事，康熙说了六个字：全为言官所坏。康熙认为，明朝朝廷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大臣们不以国事为重，却沉浸于空发议论不能自拔，以此作为功绩。这种风气不仅在明朝的专职言官中存在，就是普通大臣，也热衷于清谈终日，不问是非对错，不管轻重缓急，一味乱放空炮，指东道西。
康熙认为，“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可谓是真知灼见。闭目塞听独断专行固然不对，但若不加限制地一味提倡广开言路，也会出现众口难调、淆乱视听等诸多弊端，严重干扰朝廷的判断，严重降低朝廷机器的运转效率。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会遭到言官和大臣们的攻击，使得大明朝步履维艰，寸步难行。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明朝的议和大计，因为官吏们的干扰而破产，导致明朝丧失了唯一的翻盘机会。明朝末年最大的困局之一，就是要以有限国力，同时应对李自成和皇太极两大强敌挑战，内忧外患交织。明朝唯一的机会，只能是与关外清朝议和罢兵，求得喘息之机，然后集中火力攻击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待到中原腹地平定之后，在转手对付关外清军。
崇祯和很多大臣，早就意识到了与清朝议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每次只要议和的方案一出，朝廷言官和大臣们必定群起而攻之，“祖宗之地寸土不可与人”等义正辞严的说辞汹涌如潮，一味空谈大道理，却丝毫不顾及明朝的实际困难和当务之急。结果导致每一次议和，都在言官和大臣们的阻扰下半途而废，明朝也由此踏上不归路。
另一个例证，就是明朝的迁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大军从陕西誓师出兵，直指京师。明朝当时已经内外交困，完全没有能力抵挡李自成的攻击，崇祯和朝廷机关及早迁都，离开京师，转移到江南的南京，利用长江天险和江南的雄厚财赋，守住东南半壁江山再徐图恢复，是最明智的办法。然而迁都之议刚刚提出，就遭到言官的极力反对，认为是抛弃祖宗陵寝的大错，给事中光时亨甚至大言不惭地大喊：“言南迁者可斩也!”
在一片乌烟瘴气的反对声中，崇祯再次妥协，败下阵来，南迁之议也就此废止。 崇祯皇帝就这样硬着头皮呆在紫禁城中，生生被李自成给团团包围，大明朝彻底毁灭。因此明朝的灭亡，言官的空发议论，是最直接的原因。假若没有这些人的干扰和阻挠，崇祯能够像铲除魏忠贤那样乾纲独断，相信结局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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