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他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后世称靖节先生。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人称诗佛 ，名字合之为维摩诘，维摩诘经乃是佛教中一个在家的大乘佛教的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意译为净名、无垢称诘，意思是以洁净，没有染污而称的人。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他是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之一。与孟浩然并称“王孟”。
陶渊明由于出于愤世嫉俗，不愿与当权的腐败势力合作，毅然弃官归隐。他留下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一直为后人所赞誉。
但是大诗人、名画家王维就对陶渊明的气节看不上眼，并加以讥讽。《王右丞集》卷十八;有一封他晚年时写给朋友的信《与魏居士书》，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知其后之累也。” 王维信中提到的《乞食》诗，是陶渊明归隐后晚年遭灾时所作，原文內容是：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耒，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功，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诗的大意是说自己求乞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主人知道来意后便以酒饭款待，于是自己谈笑终日，即席赋诗，同时又感叹自己不能象韩信报答漂母那样报答主人。由此可以看出来，此时的陶渊明虽然穷至乞食，但仍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骨头仍是硬的。
可是，在王维看来，陶渊明落到了这种地步，纯属不识时务的结果，是小不忍而乱了大谋，即所谓“忘大守小” 。按照王维的意思，那是理所当然地应该“把板屈腰” ，稳坐官位，安食俸禄。对于陶渊明乞食的窘境，王维根本没有表示同情，相反却从《乞食》诗中挑出一句“叩门拙言辞”来，并毫不客气地讥讽为“屡乞而多惭” 。
当然，王维对陶渊明的这种评论和讥讽，其实对陶公并无损害，反倒是折射出王维自己在为人处世上的某些庸俗气来。
也是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对自己晚年的生活有个评语——“偷禄苟活”。这个评语虽带有自嘲和自谦的味道，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的确，王维在为人处世上有时是有点过于“识时务”了。这与他名维字摩洁，人称诗佛的形象成了反差。
在大唐时代封建的官场上，敷衍应酬有时是在所难免的，但其中却有个分寸和节操的问题。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作恶多端，王维虽然对他也很不满，却写了奉承李的谀诗《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赞美李林甫“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 。玄宗皇帝迷信道教近于痴狂，老子显形的荒诞之说风靡一时，王维又写出《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和《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等无聊诗文来拍马逢迎。同样是诗人，杜甫对于玄宗的穷兵黩武写下了充满批判精神的《兵车行》，王维却写下了极尽赞美之词的《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对于官场浊流，王维虽也厌恶，甚至在《早秋山中作》中说“却嫌陶令去官迟” ，似乎归隐的决心比陶渊明还大，但终究只是说说而已，晚年居辋川，亦官亦隐，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地舒服。安史之乱是历史上一场祸国殃民的大动乱，王维没有顶住安禄山的压力，在他那里任了伪职。虽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任伪职期也未做什么坏事，但毕竟还是不光彩的，如果拿来与冒死参加平叛的颜真卿相比，他就显得渺小了。大概自感愧疚吧，他回到朝廷被赦后便请求“出家修道”、“奉佛报恩”。此举，才真正与他的名字相符合了。
从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讥讽陶渊明以及所表露出的那种庸俗观点，并非偶然。
闲说这些，不免为王维在做人处世方面的格调不高而惋惜。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在文学与艺术上的重大成就却是不可抹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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