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愉(1395—1447年)，字性和，号澹轩，明代临朐县朱位村人。其先祖为汉伏波将军马援(扶风人，即今陕西兴平，助光武帝中兴东汉)，故马氏至今称 “伏波世家”或“扶风世家”。马援后世散居各地。至宋末，有马近者，为青州府学教授，入元，不仕，避居临朐，遂以为家。近生珍，珍生庆，庆生天驷，天驷生景信，景信生士贤，士贤乃马愉之父也。由近至士贤，六世为儒，多以教书为业，皆有隐德，士贤更被乡里称为善人。

　　马愉20岁中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中山东乡试第3名举人，时年26岁。次年春，欲赴北京参加会试，途中得病，误期，返回。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甲辰科会试，因守继母孝，又未赴试。期间，刻苦攻读，宣德二年(1427年)参加会试、殿试，一举夺魁，中状元。是年，马愉33岁。

　　此科主考为杨溥、副主考为曾荣，马愉终生视二人为恩师。

　　历来科考，大多考试《五经》，即俗说的以《五经》取仕。此科为宣德皇帝登基后的首次开科，俗称“龙飞榜”。宣德皇帝下诏曰：“自古制科，以得人为盛，愿得忠孝士足矣。”故此科为制科取仕(制科，古代朝廷设置的临时考试科目，始于汉代，沿至清末。较重要的制科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有博学宏词科;有孝廉方正科;有经济特科;晚清还有翻译科，各朝代制科科目时有改动，制科录取者一般都从优授予官职)。宣德皇帝出的制策是：

　　“制曰：朕惟礼乐之道，原于天地，具于人心。所以治天下，国家之大器也。盖以和神人以辨上下，以厚俗化，皆由于斯。故圣帝明王，咸所重焉……。爰及朕躬，获承鸿绪，永惟海宇之广，生齿之繁，化理之方，躬行为要。肆夙夜饬励，恭己思道，罔敢怠宁。诸生学古有年，究于治理。夫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此盛治之致也。爰始行之，其事何先?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近世大儒又谓其本皆出于一。夫欲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不考其本可以施之，知礼乐之情能作，识礼乐之文能述，稽诸往古，畴其当之。昔者，圣人制作之盛极于虞周，况以伯夷、后夔、周公为之辅。仲尼定万世之制，何独取其韶冕欤。夫礼乐之效，致人心之感，则道德一而风俗同;致气和之应，则膏露降而醴泉出。器车马图凤凰麒麟之物毕至，亦理之所必臻欤。朕虚己图治，冀闻至理，其悉陈之，将亲览焉。”

　　马愉得题后，倾其所学，上下古今旁征博引，洋洋二千余言一气呵成。宣德皇帝览卷大悦，御批为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这是明代开科以来第十八位状元，也是江北第一位由制科考取的状元。明清543年间，山东共出了10名状元，马愉是其中之一。

　　自明朝开科以来凡十五科，以廷对魁天下者，一直出于东南，而北方诸省出状元自马愉始。仁宗皇帝曾与侍臣议论科举之弊，仁宗说：“北人学问远不及南人。”杨士奇说：“自古国家兼用南北之士。而‘长才大器’者，多出北方。请令今后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为上用。”宣宗即位后，即开始实行，分南、北、中卷，以百名为率。

　　宣德九年(1434)，宣宗特选以马愉为首的史官及庶吉士37人进学文渊阁。明代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密，则是贵极人臣。有记载说，马愉曾从驾征讨朱高煦，朱高煦就擒后，又传来赵王欲行不轨的消息，宣宗打算移师问罪。马愉说：“陛下能有几叔?不如坦然回京，观其动静。”既而赵王果然主动向宣宗交出护卫军三千人。宣宗感叹地说，“若不是爱卿，朕差点失去一位皇叔呵!”按谥法，翰林应得文，而马愉谥“襄敏”者，武功也。毋得以从征曲全，贤于百万之师欤!(事见《馆阁漫录》)

　　正统元年(1436)马愉充经筵讲官，每次进讲，皇上都注目倾听，不久升任侍读学士。当时英宗不足十岁，朝政均由太皇太后张氏摄持，她委任“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佐，朝政清明。后司礼太监王振权倾朝野，视“三杨”为眼中钉。一天，王振对杨士奇、杨荣说：“朝廷之事，让二位大人久劳了。如今二位皆已年高，为国操劳恐怕多有不便。”杨士奇闻听此言当即表示：“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而杨荣则说：“我等衰老，无以效力，当选后生可任大事者入阁，以报圣恩。”王振走后，杨士奇责备杨荣失言，杨荣说：“王振早已厌恶我们了，必然想办法除掉，如果一旦宫内飞出片纸让他选中的人入阁，我们该怎么办?不如我们及早推荐一二名贤德之人入阁，才是上策。”杨士奇闻言十分赞同。于是二杨举荐了侍读学士马愉、曹鼐、苗衷等人。(事见《明史.列传第三十六》)

　　正统五年(1440)，英宗下诏，命马愉等以本官入内阁，参预机务(即宰相。明代不设宰相一职，凡入阁者，即称宰辅，亦即宰相。时宰辅共5人，首辅为杨土奇，另四人为杨荣、杨溥、马愉、曹鼐，由此而知，马愉是年为第四宰相。见《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在古代，状元为荣极之人，宰相为官极之人，由状元而为宰相，历代为数极少，由此可知马愉在当时地位之荣耀了。是年，马愉又升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兼侍讲学士。1447年农历九月初三日，马愉早起准备上朝，突发中风，皇帝闻讯，急遣御医诊视，但终因救治无效，于3天后病逝，年53岁。正统皇帝赐给御葬，下诏曰： “讲读之臣，所以考质疑义，非专诵习而已;馆阁之职，所以备资顾问，非专辞命而已。国家列官，以馆阁兼讲读，往往宠以重秩，固有自来，而朕尤意向之，盖信任之笃，委托之重，非其他可比也。然非文学赅洽、操履淳正之士则不轻畀。故礼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马愉，早自贤科，荣魁多士，首擢官于史局，再迁秩于经筵。既公纪载之精亦勤，讲读之久，比参机务盗慎弗渝。顾眷遇之方殷，胡寿龄之不副?宜有显赐，以慰朕怀。兹特赠翰林院学士、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咨尔冥灵，光我宠数。钦哉!正统十二年(1447)十月十四日。”并循师保例赐赙万缗(即一万贯)，派礼部尚书胡濙代表皇帝祭之，由原官职通议大夫、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赐赠资善大夫、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后又赐谥号“襄敏”。明史云“赐官兼职自愉始”(古时有官、职、阶、爵等，尚书为官名，翰林学士为职名，资善大夫为阶名。一般死后仅赠官，马愉为皇帝老师，正统皇帝特旨既赠官又赐职，连同赠阶，后来成为定例，故云赠官兼职自愉始，由此亦见正统皇帝对马愉的特殊感情以及对他“寿龄之不副”的痛惜)。

　　马愉端重谨慎，为官理政门无私谒，待人处事宽厚仁慈，人称“忠厚长者”。他曾奏言：“天下狱久者多瘐死，应派遣官员到各地迅速审理、结案。”被英宗采纳。一次有边警，朝廷正要发兵，恰遇敌方使者至，朝臣们都认为应将其捆绑关押，唯独马愉上奏反对：“赏善罚恶，为治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来执之，不武。”英宗听后深以为然，便厚待来使。(事见《明史.列传》)

　　马愉自幼事亲至孝，8岁时生母刘氏去世，执丧如成人，哀毁过分，得病，数月始愈。父继娶魏氏，马愉事之如生母。后魏氏又死，父再继娶张氏，马愉事之亦然。马愉为官后，因己为独子，欲接父及继母至京奉养，父母年高，不去，马愉于是将自己俸禄转至县里，以养亲。父尝得病，马愉得信，即请于朝归省，正统皇帝特诏由驿站负责接送并给路费，让其省亲。至家，父喜，病愈，即命马愉急归京供职。马愉性谦和，与人相处，若不及人者，襟度闲雅，有忤之者，亦不较。乡人往来，率以礼相接，绝不以势位临人，故其去世后，自勋贵至公卿大夫、乡里亲朋，莫不哀痛。

　　马愉一生著述颇丰，然自为官即一直在朝中，且多年为帝师，其文多为讲章、序跋、铭志、挽章、哀词、寿文等。马愉去世后，遗稿其家人收藏。成化十四年(1478)，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邢居正，巡视各府县，至临朐，从马愉后人手中得其手稿，嘱托青州知府刘时勉“校雠侵梓，以广其传”。于是，刘时勉校正后，由时任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寿光人刘珝作序，取名为《澹轩集》，共7卷，刊印流传，时为成化十六年(1480年)，距马愉去世已33年。惜此本今已失传。

　　此本大约刻印不多，几十年后，民间已极难见到。嘉靖年间(1522-1566)，临朐人迟凤翔于历下(今济南)书肆中，购得残编一帙，极喜，惜其残缺。嘉靖四十一年(1562)，时已为官多年的迟凤翔还乡省亲时，又从马愉曾孙马玑、马珩等人手中，索得未曾刻印的手稿若干篇，带至陕西尘洮岷兵备副使任上，令勋阳府学训导林震、生员秦守卿二人重加校阅，合先后所得，厘为八卷，分为四册，付勋阳府知府张循刻印流传，并改书名为《马学士文集》，后入《四库全书》存目中。

　　至近代，上述两刻本均难见到。1986年，马氏族人曾据迟刻手抄本出过一个前六卷本，书名仍为《马学土文集》。1998年，国家出版发行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集部第32册中，收录了迟刻《马学士文集》全八卷，共收讲章(为皇帝讲课准备的讲义)17篇、赋颂5篇、诗230首、赞5则、歌3篇、铭5篇、序102篇、记5篇、跋11则、哀词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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