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明朝建立后，北元政权一直存在。明初诸帝虽然多次北伐，但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出征成效不大。而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在对待蒙古的策略上，不得不由明初的征伐变为消极守御。并不断在北部修筑边墙、墩堡，设置镇所。大同便是其中之一。大同北面，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明史・张文锦传》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镇城者，以葛谷、白阳诸堡为外蔽也。今城外即战场，何以示重?”所以便有了修堡徙卒之举，即“议于城北九十里外，增设五堡，日水口、宣宁、只河、柳沟、桦沟。”而在修堡的过程中，“参将贾鉴督役严，卒已怨。”
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重生敬死，边卒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明朝国力衰微，蒙古骑兵强大的时候，与蒙古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明史》中，记载蒙古某部入犯，明某将殉国，某地遭蒙古大掠的字眼随处可见。边卒身处边疆，熟知边情，所以，当张文锦“欲徙镇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的时候，“众惮行，请募新丁”。
社会从史料记载来看，明代的社会风气显得有些浮躁。《明史・杨廷和传》记载：嘉靖登基之初，杨廷和在与毛澄论及兴献王主祀称号时，一句“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随口而出，全不在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仪。而众朝臣在听到张璁、桂萼已到京时，“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身为大臣，本该行有规、言有度，但此时却集众打人，与市井无赖无二。大臣言行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可想而知。所以，在整个社会已经变得浮躁的情况下，一旦有风吹草动，利益受损之人必然会结成一体，乘时而动。蒙古的多次南下对明朝边卒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惧战怕死的阴影。出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其行为中的过激倾向自不待言。
经济明代实行屯田制，但出于对土地财富的渴求，作为屯田制基础的耕地一开始就被近侍、外戚、朝臣等以各种名义侵占。《明史・柴车传》记载：宣德六年(公元年1432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到正德时期，屯田制已被破坏殆尽。张文锦在任时就曾“劾奏阳和天成分守太监李睿，报纳官草，累军采运，侵占庄田，役军耕种，结逆党黄福添等为腹心，”请求“正其罪，别选老成安静者代之。”随着经济状况的下降，兵士的不满情绪也随之生长。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官吏驱使假以辞色，自然更容易引起纠纷。
终明一世，其对蒙古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所以在封贡、战争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明朝在此时处于守势，攻城不可实现，而且因蒙古实行行国体制，也无城可攻。但陈兵边塞，耗费巨大。《明臣奏议・豫防边患疏》载：“宣大二镇共有官军一十四万，延宁二镇又设有官军七万，岁费粮储数百万计。”在屯田制日趋没落的形势下，政府支出增加。同时，因很多民田被占，政府收入减少，所以军费支出比例变大，财政危机加剧。这一多、一少的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边防思想和措施又没有改变，矛盾便一直加剧。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中央因循守旧、控驭无方。2、法纪废弛，执法不严。《明臣奏议・豫防边患疏》载：“各镇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边情。”身为边臣，不能专职其责、经营边事，其目无法纪可见一斑。而若非法纪废弛，边臣御下无方，士卒不可能会聚众哗变，轻率地杀戮上司。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大同军卒因“粮饷欠缺”而“欲为乱”。而在事件发生后，只“戮其首祸者五人，以徇次调极边哨守，余悉谕令安堵镇巡等官节制，欠严姑宥之”，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饷欠缺的问题。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熟读《诗》《书》的朝臣无法采取措施保证粮草，或许有诸多因素制约，但终归没有尽到职责。从上述可见，无论京官还是边臣，都没有真正的恪尽职守。长此以往，变乱必然会发生。
朝廷以蔡天佑为大同巡抚，桂勇为总兵官，前往安抚。十一月，又遣军镇压。郭鉴、柳忠等相继被俘杀。鉴父郭疤子又串众起事报复，生擒总兵官桂勇，持至次年二月失败。十二年，大同镇卒不堪军官虐待，再次举事，杀总兵官李瑾，并固守城门，屡挫官军。后遭分化瓦解，首领黄镇被害，指挥马升、杨麟投降，兵变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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