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很多人并不陌生。毕竟在天文、数学、农业、军事等诸多领域创下辉煌成就的他，可谓中国历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末时期的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在晚明颓废形势下，徐光启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人物，因为他的出现和努力，即将日薄西山的明朝历史天空，显露了一抹亮丽的霞光。

　　遭倭寇劫掠过的家庭无法给他的童年提供优越的条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通过科举考试人仕，是全家人对徐光启的期望。徐光启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他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徐光启20岁时如愿以偿地考中了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但此后徐光启的运气却不太好。连续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家境更加贫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却依然漫长。被生计所迫的徐光启一面继续应付科举考试，一面帮家里干些农活，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等地去教学。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明代，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的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不仅要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两人合作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著，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 《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因而，这个过程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编制历法，本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此时西欧的天文学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明王朝禁研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明代施行的《大统历》已严重不准。据《明史·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年)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拒。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才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士等共译西法。直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侵，攻占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等地。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为之震惊，群臣议论纷纷，无计可施。礼部侍郎何崇彦向神宗推荐徐光启，称徐光启熟知兵术，精通战守之策。神宗急召徐光启进京受命。身为左春坊左赞善(东宫官)的徐光启此时正在天津养病，得神宗诏令后不顾疾病缠身，立即动身进京听命。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传噩耗，辽东经略杨镐率领40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以空前的惨败告终，这一次兵败震动了整个京师，北京米价为之猛涨。

　　立志报效国家的徐光启出于爱国义愤，接连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分析此次兵败之因，主张“正兵”自强。徐光启推出了以选才、造器，练兵、建台、联外为主要内容的“正兵”方案。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时弊，具有真知灼见。在徐光启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选用，所以他把选才放在第一位。他一向认为“当今造就人才，要务必实用。”他引古语说：“才过十人谓之英，过百人谓之雄，过千人谓之俊，过万人谓之杰。”他要造就和选拔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的“英”、“雄”、“俊”、“杰”。在制造兵器和练兵上，徐光启也把选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张挑选通兵术、聪明机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内知名工匠进行兵器制造;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总以精兵为根本”。吏部尚书赵焕、工科给事中祝耀祖等人对徐光启都非常赏识，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兼监察御史，专事练兵。神宗皇帝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战争不止，敌军虎视眈眈，不得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

　　徐光启承担训练新兵、防御都城的任务后，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他的“正兵”计划。九月，他上疏十条有关练兵的事宜——关防、驻扎、将领、选士、军资、召募等。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有职无权，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器械没器械。他的练兵计划受到朝中昏聩大臣的阻挠，壮志难酬。徐光启曾跟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知其威力。明军在和后金的作战中，由于火铳数量少而且落后，屡次败北。徐光启就决心把制造火器摆到重要地位，以补充明军火器的不足。早在昌平练兵时，徐光启就写信托李之藻到澳门购买西洋火器。徐光启告假不久，辽东缉略袁应泰同后金作战失利自杀，辽阳失陷。危急的局势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启，以紧急军务诏他回京。还朝之后，徐光启就向朝廷提出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得到明熹宗的赞同，朝中工部尚书王佐等人也极力支持他的计划。他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写信给李之藻展望计划成功后的美好图景。然而徐光启的这一希望又落空了。当时，朝中大权为宦官魏忠贤所把持，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而徐光启为人正直，一心为国，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贤的排挤。魏忠贤指使御史丘兆麟弹劾徐光启，使他制造火器的计划流产。徐光启满腔忧愤，再次称病辞职，回到老家上海去从事他的农业生产试验。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农政全书》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徐光启比较务实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全书分为十二目，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几乎涵盖了中国农业的所有方面。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中国大地此后人口大量繁衍，实多亏这一高热量植物的广泛种植。有史家认为，数十年之后清朝的“康乾之治”，其实为徐光启所推动的甘薯大量种植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中国人口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启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伺大学士。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济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400多年前的中国，徐光启以传统士大夫身份，正视西方文化，接受外来思想挑战，堪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于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徐光启曾谓：“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会通、超胜”，乃徐光启学习西方文化的三个步骤。在那个时代，徐光启可谓打开了一个东西互相交融学习之窗口。史载，那时“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那时，欧洲国王们不远万里派人到中国来拿线装书，葡萄牙国王最先拥有线装书，法王路易十四羡慕得不得了，也派人到中国来索取，拿到后很骄傲，展示给公爵、侯爵们看。”可见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然而，自徐光启之后，明朝便陷入内乱外患的不利局面，连徐光启引进并改良的先进火炮，也最终因为明王朝的无能昏庸反而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利器。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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