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军队是武家政权的统治基础，将军唯有掌握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镇压大名的反抗，对全国各阶级形成威慑。将军为了维持和巩固其军事霸主的地位，都要将掌控军权和扩充军备视为首要政务，通过牢牢控制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股肱之臣——直属家臣(禁卫军)，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具有绝对统治权的权力性君主。江户幕府的缔造者德川家康也是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君临天下的。

　　将军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幕府是指挥德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司令部。有日本学者就认为德川家康之所以最后能够取得天下，其三河时代的谱代家成团功不可没。德川家康通过谱代家成团的强固组织，拥有一大批甘愿为之浴血奋战的家臣。在战国时代，德川旗下的武士只知有德川而不知其他，为家为主，眼看必败必死也要勇往直前。所以又有“三河武士甲天下”的说法。

　　文化

　　思想

　　朱子学

　　宋学在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阳明学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古学派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宽文五年(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

　　国学派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日本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是以工商业者的经济成长为背景的。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身份等级制度。他们首先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本没有贵贱上下之分，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其次，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就认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

　　文学

　　诗歌

　　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

　　芭蕉的俳句，经过正冈子规的努力推广，形式被加以固定，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它成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小说

　　江户时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础上出现了描写当世人俗风情的新形式小说 “浮世草子”。“浮世”，指现实社会。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对象。17世纪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鹤是江户时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

　　井原西鹤一直以町人的身份与立场关注着人世间的冷暖饥渴，创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学。《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谐的手法，通过对町人社会男女恋爱故事的描写，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同时刻画出等级社会中商人的心理与生活遭遇，被誉为日本社会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井原西鹤的代表作品还有《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鹤诸国话》等。在井原西鹤之后，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跃于文坛。著名的作家与作品还有西泽一风的《风流御前义经记》、江岛奇碛的《倾世色三味线》、《倾城禁短气》;上田秋成的《诸道听耳世间猿》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鹤世情小说的影响。

　　草双子是以图为主的小说体裁，类似于中国的连环画。它用连续性的绘画来描述一定的故事情节，配以假名解说。江户时代，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

　　艺术

　　戏剧

　　净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种木偶说唱艺术。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一边演奏净瑠璃一边操纵木偶的表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民间艺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形净瑠璃曲调，人称“义太夫小调”。加上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竹本义太夫的剧团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近松创作出深受町人大众欢迎的庶民悲剧，同时也形成了其独自的悲剧创作方法。不仅如此，近松还通过自己创作实践，提出了剧本创作理论，尤其在艺术论上主张"虚实难辨论"，为日本近世戏剧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作品如描写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兴趣。

　　进入18世纪，歌舞伎的兴盛给人形净瑠璃带来了挑战，脚本的缺乏与对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净瑠璃走向衰败。歌舞伎一经推出，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经过幕府压制的歌舞伎逐渐改变了其过于媚俗的特点，慢慢走向洗练、正规，并出现了例如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18世纪中叶，歌舞伎大胆改革，借用人形净瑠璃的剧本上演，再次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美术

　　在江户时代，美术创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绘”。17世纪后期，随着町人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务于宫廷贵族的狩野、土佐派绘画作品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华丽、取材生动的“浮世绘”。“浮世绘”就是描写歌舞伎、相扑、花街柳巷等今世浮华景象的绘画。18世纪，铃木春信发明“锦绘”，使浮世绘的色彩如织锦般华美丰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画、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画都是当时人们喜爱的浮世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的描绘对象由原来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转而变为风景画，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其他

　　香道这门艺术在江户时代被正式确立，香道使用的组香大多是江户时代所制的。美丽的小道具以及精巧的盘物使的香道更为女性所喜好。

　　教育

　　江户时代的人们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态的国家中出奇地高的，当时的男性大部分皆识字，女子识字率也较高，一是因为私塾和寺子屋没有特定收费，富人可缴交银两作学费，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农家也可交以少量农作土产作学费，学费的相较便宜令多数人皆有机会受教，其二随著商业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艺的提高也迫使人们必须识字以维持生计，故当日之日本社会的教育水平是颇高的。

　　江户时代的学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种：

　　幕府直辖学校：如昌平学门所，以武士为对象，带有强制性;

　　藩学：同样以武士为对象，规模参照幕府学校，以教授儒学、汉诗、汉文、兵学及经济为主，直至幕末时候约有二百余所;著名者有会津藩日新馆、米泽藩兴让馆、熊本藩时习馆及水户藩弘道馆;

　　乡学：幕府及藩主在乡村兴办，以教育士庶子弟为主;

　　私塾：约一千五百间，由著名学者建立，入学者多是慕名而来;

　　寺子屋：提供类似现代的小学教育，学童年龄大都是六至十多岁，以训练读、写及算盘为主。

　　西学

　　兰学

　　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籍

　　江户时代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元禄五年(1692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种(一说31种)，贞享二年(1685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

　　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享保二年(1717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科技

　　数学

　　天元术是宋元时期最大的数学成就之一，后来不幸失传。江户幕府初年，关孝和(1642?-1708年)精心研究了先前传入的天元术知识，并加以补充发展，独立发现了行列式、数字系数方程解法、不定方程解法等。他被人称道的点窜术，实即笔算形式的直行天元术。关孝和由此成为日本古典数学(和算)最主要奠基人。江户中后期，日本天算之学的水平远越前代。

　　圆周率方面，到享保七年(1722年)数学家建部贤弘已推算出真值四十二位数字来(《不休缀术》)，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数学家松永良弼更推算出真值五十二位的数字(《方圆杂算》)，成为日本古代最精密的圆周率数值(现在法国人已推算到小数点后第一百万位)。

　　历法

　　明清时期中国天文历算科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延宝三年(1675年)夏日食。与宣明历甚不合，而检之授时历则可以验证。于是，天算名流保井春海发愤进行实测。次年，他的同道安藤有益著成《东鉴历算改补》。1677年发生月食，与政府根据宣明历所颁行的当年历书之记相差竟有一日;又有日食，而颁历不记之。这些情况引起了日本更多的天算学家的严重注意。延宝八年(1680年)，春海著《日本长历》，关孝和著《授时发明》。次年，春海再次上表请求改历，指出：“历数一差，寒暑过候，耕种失时，农桑无利者，是以唐尧正历象，周公测日景(影)，前圣之所重焉”。于是朝廷乃召春海入京，大议改历之事，保守派抵敌不过，到贞享元年(1684年)三月终于改行大统历。这样就结束了使用宣明历823年的漫长厉史。次年又颁行春海的贞享历(实际上是大统历的翻版)，至少从名义上结束了日本人直接搬用中国历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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