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众人各自散去，仅剩主家孑然一身。”这样的场景，是小说里描写一个大家庭遭逢变故时屡见不鲜的桥段。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因此当主人家遭难的时候，大多数仆人会“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在历史上，有一位栖霞仆人在遇到类似情形时，却坚守一个“义”字，在青史里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这位栖霞仆人的名字叫林之珍，按照清代《栖霞县志》的记载，这个看起来很文雅的名字，是后来改的，而他此前的名字相当通俗，叫做“刘柱子”。
刘柱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当时，他在栖霞县庠生(秀才)林佺家中做仆人。关于刘柱子和林佺的具体籍贯，县志没有详细记载，推断是蛇窝泊、唐家泊一带。
(配图均为牙山附近的风光)
如果没有变故的话，刘柱子的一生，可能就会在平谈无奇的仆人岗位上度过。可是，到了顺治十八年，变故出现了。
当年，栖霞人于七在牙山发动第二次反清起义，清廷派重兵迁来镇压，胶东诸县颇受涂炭。到了第二年，起义失败，于七逃往崂山隐匿。但事情并未就此终了，腾出手来之后，清廷开始秋收算账，整肃与于七有来往的地方望族。前后牵连甚广，约百年后问世的《聊斋志异》书中亦有记载：“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
在当时的形势下，“告密”在栖霞和拉秧颇为流行。有的人告密，是为了彰显对朝廷的忠心;有的人告密，是为了表态自保;还有一些人告密，纯粹就是为了公报私仇，后来大多被证明是“诬告”。
但当时的清廷并不管这么多，只要有人告发，立马收入大牢，莱阳名人宋琬就曾因被人诬告而身陷囹圄。在“告密”大潮中，刘柱子的主家，栖霞县秀才林佺也被人告发与于七相通。
实际上，于七在第一次起义之后，被招安为栖霞县把总，也算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因此栖霞不少大家族都与之有来往，林佺认识于七也不意外。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追究的话，恐怕栖霞一大半的望族都要牵扯其中。
不过，诚如之前所言，清廷一开始采用的是高压恫吓的政策，并没有耐心调查清楚，就直接将林佺收入大牢。县志称：“或诬林佺以通于七，遂系臬狱三年。”
“臬”指的是臬司衙门，即一省之提刑按察使司。于七一案涉及重大，因此府县两级无权办理，多由山东提刑按察使司办理。结合《聊斋志异》中“公孙九娘”的记载，当时被关在济南的人颇多，以至于棺材都供不应求，所谓“济城工肄，材木一空。”
从史料记载来看，与于七的确有关的人，大多送到济南不久，就被处决;而被诬告的，虽然没有证据，但仍长期关在监狱里，等数年之后，风声过了，才陆续放了出来。宋琬如此，林佺亦然。
林佺在狱中等待这段时间，可谓煎熬。因为虽然没定死罪，但活罪难逃。他入狱之后，家产就被抄没，以至于在狱中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这个众人四散的危难之际，刘柱子站了出来，帮助主家度过难关。
据《栖霞县志》记载，当时刘柱子“只身供给，久而不怠”，一坚持就是好几年。
数年之后，林佺的案件得到昭雪，他回归故里之后，立马就办了这样几件事。第一，给刘柱子赐姓改名，从刘柱子变成林之珍，待之以侄礼，也就是把他看作林家的人。第二，让自己的儿子分出一半田产给林之珍，用来报答他的恩情。
胶东人重义，在林之珍的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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