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端(1793-1838)，字允庄，号小韫，出生于浙江钱塘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名宪，字千波，号鱼亭。早成进士，官刑部员外郎，二十六岁即乞养告归，家振绮堂藏书之富甲于杭州。父名瑜(?-1809)，字季怀，自号天潜山人。候选布政司经历，归隐不仕。博学多才，工诗善琴，并精于医道，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还载有他以医理来解释《左传》疑点的见解。母梁应鋗，出身名门，祖父为宰相梁诗正，父敦书官工部侍郎，一门多著名作家。汪端来到世间时，家族长辈享有盛名的有外伯祖梁同书，诗人兼书法家;表舅祖张云璈、姨母梁德绳，诗人;姨父许宗彦，诗人兼古文家;舅父梁玉绳(嗣梁同书后)、履绳，著名学者;表舅钱杜，诗人兼画家。姑嫂、中表、甥侄间也多为名闺秀，而振绮堂后人、著名藏书家汪小米则是她的从侄。这样一个家世和亲属名单，足以让任何人引为骄傲。

　　汪端母亲早逝，父不再娶，教两子两女，都能读书作诗。汪端最幼，乃父视同掌珠，延秀才高迈庵课她读书，倍加慈爱而宽容。而女儿却“性好儿嬉，塾课既毕，即爇芸弄蚁以为乐。天潜翁以其幼稚，不忍诃也”。汪端的童年可以说是幸福的，自由玩耍对她天性的发展大有益处，她的聪慧很早便显露出来。在杜甫“开口咏凤凰”的年龄，汪端也应父亲之命赋春雪诗，当时以为不减柳絮因风之作，因呼为小韫。诵木华《海赋》，两遍即能背诵，不遗一字。读书更是过目不忘，而且极有主见。父亲见她喜欢诗，便取宋元明及本朝人诗集给她读。她一过目辄弃去，独留高青丘、吴梅村两家，既而去吴留高。父亲问是何故，答：“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从此奉《青丘集》为圭臬。父亲为幼女的教养不知付出多少心血，以至陈文述后来感叹：“端之来归余家也，重亲以下称其贤者，无间言。又熟于史传得失、诗派流别者，皆君教之也。”

　　婚姻生活

　　父亲为女儿未来的幸福也作了妥善安排。夙有知人之鉴的他，听友人华秋槎称赞陈文述子裴之才华出众，特地到苏州访察。一阅裴之《春藻堂初集》，叹为隽才，当即属华秋槎作媒，与陈文述结秦晋之好。嘉庆十二年(1807)，汪端与陈裴之订婚，当时汪端十五岁。

　　正当汪端对未来充满憧憬时，不幸继踵而至。嘉庆十四年(1809)，长兄初卒于四川军营，未几父亲也以悲伤过度而奄逝。孤露的汪端被接到姨母梁德绳家。梁德绳(1771-1847)字楚生，以诗名于时，著有《咏春轩诗草》，并主持风雅，号为闺秀龙门。汪端在姨母家，终日独坐一室默诵唐诗，遇意得处，嗑然而笑，一家上下咸目为书痴。她的聪敏强记再次表现出来，读庾信《哀江南赋》两遍，即能背诵不误。梁德绳见甥女有异才，乃悉心授以诗，后来汪端选明诗就出于姨母的引导。姨父许宗彦是当代名诗人，著有《鉴止水斋集》。他每见汪端所作，必为指示瑕疵，使修改臻于完善。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二(以下凡引《诗钞》迳注卷数)有《落叶和楚生姨母》，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五有《落叶和汪小韫姨甥女》，都是当时所作，想见一室唱和之乐。

　　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初五，十八岁的汪端归于陈氏，成了著名诗人陈文述的冢媳。夫君陈裴之(1794-1826)，字孟楷，又字朗玉，以父字云伯，故又字小云。小云幼承家学，声名早著，人称“神清似卫叔宝，才略似温太真，文章经济似贾长沙，风流儒雅似周公瑾”，有国士无双之目，汪家长辈梁同书、许宗彦都激赏其才。嘉庆十九年(1814)，梁同书以九十二岁高龄，为汪端诗作序，称裴之“天性过人，学识超越”，又借钟嵘语称其《澄怀堂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许之可谓至矣。故汪端之归裴之，一时有金童玉女之目，拟于祁彪佳商景兰。陈文述《颐道堂诗选》卷十《再成一首示芹儿并示新妇汪端》云：“应笑痴人有痴福，果然佳妇胜佳儿。崔卢门第吾犹愧，鲍谢才名我所知。”言下对这位儿媳妇也十分赞赏。汪端过门不久，即有应婆婆命作的《姑大人命题〈花海扁舟图〉》诗，初展她已趋成熟的才华：

　　西溪之滨梅万树，迷离香雪春如雾。恍疑三千白凤从天来，振羽缤纷集瑶圃。又疑罗浮仙子颜冰玉，一笑嫣然隔修竹。波底花光澹若烟，荡漾兰桡划春绿。一床斑管擅风华，新咏相赓丽晓霞。翠羽影边渔笛起，晴峦深处暝烟遮。清绝溪山好卜居，铜坑铜井可能如。生平亦抱烟霞癖，应许同游侍著书。

　　陈文述为人一向追慕袁枚，风流自赏，“一门之中，人人有集”，又有女弟子三十多人，当时拟于随园。集中为作序传题诗的女诗人即有金纤纤、胡智珠、沈采石、李锦娵、吴仙芝、陈景垣、汪端、辛丝、王仲兰、李佩金、杨芸、席佩兰、屈秉筠、陈德卿、陈长生、孙琦、顾翎、赵兰素、赵灵箫、陈隽君及前代才女多人，还曾刊印陈维崧《妇人集》，为菊香、小青、杨云友三女士修墓，徵诗遍及海内。汪端才名早著，归于陈氏，更如鱼得水，当时闺秀自前辈诗人李佩金、归懋仪、王琼以降都折节下交，约为姊妹。仅由《自然好学斋诗钞》的酬赠题挽所见，她交往的闺秀就有恽珠、曹贞秀、席慧文、吴苹香等六十余人。平日家居读书作诗，与裴之琴弹瑟应，伉俪甚笃。嘉庆二十一年(1816)初，她有《丙子孟陬上旬与小云夜坐以澄怀堂集自然好学斋诗互相商榷偶成二首》，不仅述流露出对“花落琴床春展卷，香温箫局夜谈诗”的满足之情，还宣明了“不将艳体斗齐梁，不骛虚名竞汉唐”、“明珠翠羽非吾好，善病工愁未是痴”的写作态度。从“诗张一帜原非易，胸有千秋未肯狂”的自白中，我们分明可见一对青年诗人胸有主见且充满自信的神采。

　　汪端夫妇的婚姻生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清照和赵明诚，情投意合，恩爱而风雅。但这只是明亮的表面，在它背后有着浓厚的阴影。裴之才大难用，功名之途颇为坎坷。初以通判筮仕，江南大吏异其才，请留江南补用，吏部以格于例，改选云南府南关通判。裴之以地过僻远，不愿赴任，一直在乃父县署中行走，又参河道幕府，辗转不宁。

　　寡居生活

　　汪端自幼丧母，及笄丧父与长兄，嘉庆二十一年姊筠复徂谢，痛何可言。所生两子，长男孝如早夭;嘉庆十八年(1813)生次子孝先(后改名葆庸)，形质孱弱。为此汪端居常悒悒寡欢。距前述《偶成二首》的写作仅一年，《丁丑人日感旧作》所表达的感触就完全不同了：

　　回首欢悰似隔尘，玉梅花下泪纵横。又逢翦彩传觞节，不尽悲离感逝情。

　　年方二十五岁的女诗人，心里已负荷过于沉重的忧伤。嘉庆二十四年(1819)，为翁姑双病，汪端与裴之一同斋祷，立愿持斋三年，诵《观音经》，从此夫妇分室。其间汪端因选明诗而患神经衰弱，经常失眠，服参芪也无效。自以体弱不任中馈，又以子嗣不广，遂请为裴之纳妾，娶秣陵王姬紫湘。此后她静摄数年，病况稍愈。而紫湘又入门两年即病卒，令汪端为之伤恸，作《紫湘词》八律哭之。读者都赞美她的宽容不妒，但又有谁知道她的凄苦和无奈呢?忧亲伤逝的接连打击，使汪端形劳神瘁，到道光六年(1826)，三十四岁的她已早生华发。而更大的不幸接踵又至，岁暮裴之客死汉皋，葆庸闻父讣，惊悸失常，久治不愈。亲族劝汪端为娶妇纳婢，以续后嗣，她不忍误人之女，想等葆庸病痊再作计议，终竟不果。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汪端的家族天伦之乐其实是并不多的。她在《七夕送怡珊姊之越》(卷五)诗中说“中年我是伤心者”，在《题吴节妇漏屋茹冰图并柬令娣顾螺峰夫人》(卷十)诗中说“我亦茹冰饮蘖人”，决不是那种为文造情者的无病呻吟。

　　汪端原先从不读释道之书，对二氏之说概不信崇。早年作《反游仙诗和山舟外伯祖》十四首，取神仙故事一一驳难，可以说是一组诗体的反游仙论。归于陈氏后，题《花海扁舟图》有“生平亦抱烟霞癖”之句，这只是热爱自然的另一种说法，但她的生活从此却和道教相连在一起了。原来公公陈文述是个笃诚的道教信徒，师从金盖山道士闵小艮，供养在家中。他从妹羲也是在家修行的道姑，为龙门派第十二代弟子。汪端一进陈家，马上就接触到《书碧霞元君玉印拓本后》这样的题材，此后道教的典故在诗中日益增多。裴之卒后，汪端伤痛成病，一年间“肠断遗文扶病校，忍哀还抚膝前孤”。由于一向不问家事，亲族关系比较疏远，“而家人有遗忘及难处事，辄条举以对，悉中肯綮;偶有经理，整洁倍人”，这种水清无鱼的精明，难免招人忌惮和敌视。两个小姑萼仙、苕仙与她也不亲近。自她病笃，两人日往探视，把臂深谈，汪端这才悔恨往日的孤高，说：“吾向日疑人远我，今乃知我故使人难近也。此贪嗔痴爱之病，今日始知之也。”又向陈文述忏悔贪嗔及口过，说自己“嗔最重，初见其枝叶，后见其根株，六贼潜踪，藏身甚固，去之甚难。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也。始知圣贤仙佛之不可及也。此后惟当亲亲睦之，冤亲解之耳。端每觉世人泰而益骄，过而仍怙，心虽非之，以为无与吾事，而不知皆吾之镜也。吾镜亦垢而未尽拂拭也”。由此可以间接推知她在陈家的日常境况。《诗钞》卷五《寒夜读书感兴》云：“梅能傲雪终嫌冷，兰竟当门敢怨锄;”又《丛兰》云：“生阶郑重当门怨，九畹萧萧泣露寒。”都曲折地流露出一种遭嫌忌怨恨的挫折感。她的传记资料没有出现或暗示过这种家庭氛围，似乎她在家族中人缘甚好，上下爱敬，但她的诗中却隐约然而真实地传达出切肤所感的逼人冷意。不难理解，以长房孤儿寡母处于旧式的家族中，宗嗣继承、财产分配、家庭主权争夺，一切矛盾都会集中到汪端母子身上。聪敏过人的汪端岂能不明白这点，又岂能袖手坐视?关键在于采取什么策略来保护自己而已。

　　道光八年(1828)春，汪端抱病编定裴之《澄怀堂遗集》，并自题四律。其二自注：“余尝梦至一所，若清虚之府，君(小云)据案修文，不数语而寤。见余所撰《梦玉生事略》。”《事略》未见传本，内容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该文乃是她日后自神其说的张本。道光十年(1830)十月，她又有《庚寅孟冬二十七日纪梦诗》四首，其中对梦的叙述殊觉隐晦，似乎又埋下了一些伏笔。末一首则明确宣告了对道教的皈依：“一唱荒鸡梦易残，扫除尘累此心安。久尝桐树孤生苦，且耐梅花彻骨寒。宝月光辉通佛国，金丹元妙叩仙坛。茫茫碧落黄泉恨(谓小云)，我欲投书问夜阑。”随后她又写了《即事书澄怀堂集后》，有“黄鹤楼头月一轮，鹤归何处认前身。桂宫校录冰衔旧，玉局司书绛节新”之句。“桂宫”一联将裴之神化，赋予他李贺式“玉局司书”的角色;“魂梦有缘通骨肉”一句又将前梦的内容坐实，以为后续话语的张本。而结联“愍孙愚弱君应佑”一句则属点睛之笔，明为祈愿，暗地却流露了她心底急欲乞灵于裴之的秘密。对孤儿寡母日后地位的担忧，促使汪端选择神道设教的道路。

　　当时陈文述夫妇奉道谨笃，汪端也随着修道请业。同年冬她作有《冬夜感怀》(卷八)，发挥释道思想：“云影水中原是幻，花枝劫后尚留香。春深瑶草梯仙国，月朗珠林选佛场。”自注：“时阅《云笈七签》及释典诸书。”然而一结云“兜率海山俱缥缈，鬓丝青镜渐成霜”，可见她心底并不对释道的神力抱有希望。汪端的学道及以后种种作为，总让人觉得是出于一种策略而非迷信。试想汪端是何等聪明的人，对历史和人事都洞察得那么透彻，她孤儿寡母要在陈家这么一个笃信道教的家庭生存下去，还有什么比学道更好的方式可以选择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但不管怎么说，此后汪端的确显示出潜心学道的姿态，不光学道，也学佛。道光十一年(1831)作《送春》(卷八)，末云“绮语年来都忏尽，半帘香篆诵《楞伽》”，又有《题贝叶书五福德经后》诗。平日案头则常置《神仙通鉴》、《金华宗旨》等道教典籍十余种，于西王母《女修正宗》、李泥丸《女宗双修宝筏》参究不辍。因为巫言小云身后有孽，又遵从闵真人言，日对小云遗像诵《玉章经》。据说她“不参语录，不事元功，礼诵七年”，或闭关数月不出。礼玉皇忏及朝真斗以千计，诵《玉章经》以数十万卷计，诚信逾常，以至最终皈依陈文述从妹羲(兰云)为长春真人龙门派第十三代弟子，法名来涵。她曾对人说：“名士牢愁，美人幽怨，都非究竟，不如学道。”此言颇耐人寻味，到底是无可奈何呢，还是真正的悟彻，不得而知。但此后汪端的笃信就不断产生奇迹。据陈文述说：

　　宜人选刻明诗竟，论定三百年诗人以先生为第一，世无异议。尚以不知身后真灵位业为憾，于吕祖前立愿诵《玉章经》十万八千卷，求为超升天界。诵既竣，为塑像，期供奉葆元堂。为浮议所阻，则大哭，兰云见而哀之，谓曰：“葆元堂吾所创捐，堂事吾所司，与若辈何与?第卜日吾偕子送往可也。”则大喜。是日，兰云语在堂诸弟子，咸集礼忏。宜人具疏，长跪诵且泣失声，闻者无不哀感。翌日神降于坛，言久已借境升天，掌法南宫，辅相北帝。又翌日降于邗上，为通元祷雨，甘霖大沛，至今无不知九天洪济明德真圆真人之为青丘先生，则宜人一诚之所感格也。

　　汪端在道光九年就绘了宋濂、高启两人像，附祀于涵真阁，及此降乩显灵，因赋《瑶潭精舍礼洪济真人像》(卷九)一诗。她有感于高启的悲惨结局，深恨明太祖而赞赏张士诚的礼贤下士、保全善类，以为不可以成败论人。于是采辑资料，撰成《元明逸史》小说八十卷，还扬言：“吾前生为青丘先生弟子，既知之矣，抑岂张吴旧从事乎?何于此事拳拳不释也?”高启灵验既显，她就在诗中又加自注：

　　端前世为吴人张某，元之故将，先生(高启)弟子也。详见庚寅十月《记梦》诗。

　　今先生示云‘师恩已报’，则此说洵不诬矣。

　　尽管高启显灵示言的具体情形不可考知，但其中的机巧不难想见。后来道光十六年(1836)十二月二十五日，她又有梦至赞化宫寤而祷雪于高祖师的事，述于《妙香天室祷雪诗》(卷九)中，再次证实高启的灵验。从诗中隐约的梦境到落实为高启弟子，汪端没有少造神话和舆论，以致到临终易箦之际，当时的虚拟不实之辞已变成确凿不移的神谕。

　　汪端原本蔑视九流家言，以为不足学，奉道后乃喜读《易》。夫亡子疾，翁姑年迈的情势，不容她不考虑修习一种实用技艺，以为异日孤寡生计。为此她具疏祷于高祖师，竟一夕而通星命之学，“于纳音衰旺生克别有会心，取古今名流八字推算之，以证其生平出处，曰太极玄机”。这显然是汪端自造的又一个神话。但深谙世故物理的她毕竟见识不凡，竟敢为阮元、潘奕隽推算庚甲。当时两人尚未入阁，汪端就断言：“两公皆太平宰相。他日相业可方唐之姚宋，宋之韩范。惟阮为飞天禄马格，能久任封疆而不能久处台省;潘为彩凤朝天格，但入赞丝纶而不外膺节钺也。”后二人出处果如所言。其他测算也无不奇中，令精于此道者大为叹服。这些机巧对聪明绝顶的汪端来说大概只是雕虫小技，事实上她自信已贯通儒释道三家之学，惟恨天不假以年，不得阐述传世而已。故病笃时她说：“余生寄死归，亦无所苦，所自惜者腹笥耳。记诵之学，自问不愧行秘书，至如神霄玉府之职司，元始灵宝之谱系，正乙全真之派别，《参同》《悟真》之得失，不特非儒家所能言，即道家亦无人能言者。惜不及勒为一书矣!”古往今来，才女何限，博学女子也不少，但像汪端这样经史满腹，而又旁通曲学，神机莫测，无奇不有的女子却罕见其俦。汪端真正是个奇才，奇女子。

　　汪端自学道以后，非但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文学的态度也全然改变。陶云汀约陈文述一同续选《国朝诗别裁集》，汪端对征求她意见的公公说：“翁生平虚怀若谷，不以文学自矜，故忌者尚少。若操此选，过宽则滥，过严则隘。此中前辈各有后人，请托不行，谤讟易起。端前此尚可助翁定去取，奉道以来，觉此事不甚有味。翁亦道缘深矣，不宜更以此扰清净心。”然后从权宜考虑，又说：“惟宫保于翁谊甚厚，知己之感不减琅嬛相国。近年举家得饱饘粥，皆宫保之惠，谊不可辞。无已，则任参订校阅之役，而不必列名耳。翁六十年来，诗逾万首，亦过多矣。多则难传，不若以此暇日，精选己作，专刻单行，于身后名较为有益。”她自幼熟读史传，深谙人情物理，故持论极为老成。当年居姨母家，许宗彦与她论史，也常为所绌，呼为端老虎，比之禅家西余狮子。汪端论陈文述之学，以为：

　　翁学贯通三教，故欲辟道统而扫理障。端意人皆可以为尧舜，道不可离，不必有统，辟之可也。理所以范围中行，过于通达，或致流为放废，恐障去而理亦去，且恐障未去而理先去也。不可扫也，在删繁就简、崇俭黜奢，以默挽之耳。

　　陈文述称赞她深于史学，故论事硁硁，不少假借。她又论陈文述的古文，说：

　　(翁)古文不受八家牢笼，足以自成一子。说理论事，深切著明。此由见解通达，不尽关于文字。然端于翁文，取《莲花筏》而不取《葵藿编》，以《莲花筏》劝人为善，体用兼备。闵真人谓救劫度世，功行非凡，当非虚语。《葵藿编》则事权不属，而空有议论，乃杜樊川《罪言》《原卫》之流，视文中子《太平十二策》未必胜之。位卑言高，难免谗人藉口，当事侧目，《海运》之议可为前鉴。近作《禁烟管见》，正本清源，以举重若轻出之，何尝非救时良策?然当事已各抒高议，而欲使俯听刍荛，其遭人忮刻，不较《海运》更甚乎?幸此文尚未付梓，然恐稿本流传于外之非宜也。

　　这些议论无不显出汪端的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连陈文述也心服，故晚年倚为左右臂，事无大小都听取她的意见，还准备将平生著作付之删定。孰料天不怜才，道光十八年冬，年仅四十六岁的汪端去世。陈文述痛不堪言，为作《哭子妇汪宜人》四律。“玉女金童膝下人，佳儿佳妇说无伦”，这是何等自豪;“墉城仙传呕心作，老泪淋浪更满巾”，又是何等悲绝!汪端临终前诵诸仙佛宝诰及尊号，嘱咐高祖师(启)香火不可废;裴之以经忏力，在高祖师座下，并为文宫侍班，像设香火也不可废。又“自言前世为元末张氏子，名佛保，师事青丘先生，并事张吴左丞潘公为云从。张吴亡，入山修道，赖青丘师接引，入吕祖玉清宫为从官，奉敕降世，为明此段因果。今事毕，夙世之因亦尽，将归故处”。这里不仅继续强化高启和裴之的神话，还将自己的前生坐实，新撰了个佛保的名字，足见用心之绵密。值得注意的是，汪端临终嘱咐：“吾耳勿为著环，将转男身。”这表明她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性别终究是有所遗憾的。的确，凭她的才华，若生为须眉，也许会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也许可以更从心所欲地生活。但最终是否定能功成名就呢?还很难说，裴之的殷鉴就在眼前。若仅就文学上的成功而言，那么汪端可以说已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即使在男性作家也可欣然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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