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第二次北伐发生于1136年(绍兴六年)七月和八月期间。岳飞率岳家军收复了陕西一带的商州(今陕西商洛市一带)全境和虢州(今河南灵宝市至栾川县一带)的部分地区。
战争背景
自建炎年间(1127—1130)起，南宋的军事实力在历次的战争中逐渐增长起来，到了绍兴五年(1135年)，因江淮一带游寇和江西、湖南等地的“土寇”都被剿平，南宋朝野上下要求北伐收复失地的呼声变得强烈了，宋廷于是在军事上作了一番部署。
绍兴五年冬，宋廷将全国军队统一改称行营护军，张俊部为中护军，韩世忠部为前护军，岳飞部为后护军，刘光世部为左护军，吴玠部为右护军，王彦“八字军”为前护副军。同时部署：韩世忠军驻屯承州(治高邮，今江苏高邮)和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张俊军驻屯建康府(治江宁，今江苏南京)，刘光世军屯太平州(治当涂，今安徽当涂县)，分别担任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防务。岳飞屯驻鄂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武昌)，吴玠扼守川、陕，分别担负长江中、上游各地防务。
此时岳飞军由于大量吸收洞庭杨么军，本部人马进一步壮大，宋廷又将荆湖南路安抚司任士安、郝晸、王俊诸部一万余人，江西南路安抚制置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丘赟等部近一万人，原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所部数千人拨归岳飞节制。全军总共拥有约十万人马，编制由十将增为三十将。不仅兵员和素质居各军之冠，其声望也在诸军之上。因而在中原各地坚持抗金的忠义民兵首领，凡南来归宋者，都乐于投奔岳飞部下。
绍兴六年(1136年)正月，太行山忠义保社首领梁兴等人，突破金人的围剿，率骁勇骑士百余名，归附岳飞。岳飞立即将此事上报朝廷。宋高宗闻奏说：“(梁兴南来)果尔，当优与官，以劝来者。若此等人来归，方见敌情。”遂降诏让岳飞妥善接纳。
主战派宰相张浚从绍兴六年正月起到前线视师。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都被召到镇江府(治丹徒，今江苏镇江)的都督行府商议军事。张浚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忠勇、岳飞沉鸷，可以倚办大事。此次都督行府军事会议决定由韩世忠自承州、楚州出兵攻京东东路的淮阳军(治下邳，今江苏邳州市西南)，由岳飞自鄂州出发到襄阳府(治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以图北伐，由张俊自建康府出发到泗州州治盱眙县(今江苏盱眙县)，由刘光世由太平州出发到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由杨沂中的殿前司军作为其旧上司张俊一军的后援。韩世忠和岳飞主攻，张俊和刘光世主守。
二月，岳飞让幕僚胡闳休起草声讨伪齐的檄文，预备誓师北伐;宋廷也批准岳飞的建议，将新设的襄阳府路恢复北宋时的旧名京西南路，以示不忘旧都。当时都统制王彦患重病，其“八字军”(行营前护副军)驻扎在岳家军防区荆湖北路的荆南府(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左相赵鼎和右相张浚决定将“八字军”移屯襄阳府，由王彦出任襄阳府知府兼京西南路安抚使，归岳飞节制，以便一旦王彦病故，就把“八字军”并入岳家军。但王彦从前是岳飞在河北招讨司时的上司，岳飞过去曾不听王彦将令攻打新乡，又独自引军离去，王彦因旧日嫌隙不肯接受这项任命。
三月，宋廷任命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由荆湖北路、京西南路招讨使升为宣抚副使，并由镇宁、崇信军节度使移镇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一旦进军之时，岳飞可在自己的官名上添入宣抚“河东”及“节制河北路”头衔。岳飞奉命返回鄂州军中筹备进兵襄阳，母亲姚氏却不幸于三月二十六日病逝。岳飞为人至孝，向宋廷上书后未等批复，即自动解官，与长子岳云等人扶灵柩往庐山安葬。丧葬完毕，岳飞就留在东林寺中为母守孝。岳飞坚持要按礼法为母“丁忧”三年，朝中左相赵鼎、右相张浚等大臣认为军情紧急，要求让岳飞“起复(居官守丧)”;时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的主战派大臣李纲已为岳飞调拨钱粮发往郢州(治长寿，今湖北钟祥市)，认为如不发兵则有粮道被截之忧，也上奏让岳飞兵马尽快开往前线，并特地写信劝勉岳飞 。宋高宗用“金字牌”降诏发往庐山命岳飞“起复”还军，但岳飞“三诏不起”。岳飞守丧时，伪齐将王威又乘机攻陷京西南路的唐州(治泌阳，今河南唐河县)。最后，宋高宗对岳飞及其部下下达了严厉的警告：如再推辞，全体僚属都得以“重宪”论处。岳飞只好“移孝作忠”，重返鄂州，带兵出屯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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