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守仁的著名弟子王畿对当时流行有关良知的不同看法概括为六种。在王畿的眼中，这六种观点各有其代表人物，其中的第一种所指即为聂豹。隆庆六年(1572)，时任礼部尚书的尹台在《双江先生文集序》中将聂豹思想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归寂为宗，以致虚守静为修养的基本方法。”诚然，归寂主静是聂豹思想的宗旨，但聂豹之学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第一，良知本寂。“良知”是王守仁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传习录》中，随处可以见到王守仁讨论、指点良知之语，而在反映王守仁早期思想的《传习录》上卷中，他往往强调良知是“寂然不动”的。需要说明的是，在王守仁那里，人的具体情感知觉是活动的，而作为根据的良知是寂然不动的，所以二者才能区分开来，因此寂然不动不是绝对不动，而只是用以区分良知与具体情感知觉的属性。但是在聂豹的思想中，“虚寂”被极大地凸现出来，成为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聂豹集》中，类似于“虚寂是心之体”的说法不胜枚举。在聂豹这里，“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事物的存在根据。此外，在聂豹思想中，与“寂”属于同一层次的还有：虚、止、中、未发等概念。在聂豹看来，这个“寂”字，是王守仁之学的根本，他甚至断言，儒家自尧舜以来，都是以“寂”作为根本的。

　　聂豹还说明了“虚寂”的良知是如何产生具体情感和感觉的。他认为良知本然状态是“寂而不动”的，当良知与外物接触，受外物影响之后，就能产生知觉，然而知觉虽然是良知发出的，却与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直接将知觉当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觉的发源根据才是良知。同样的，人心接触事物之后，才产生相应之感情，然而，感情虽由人心所发出，如同人心的显影一般，却与人心不是同一事物，不能直接将感情视作人心，误以为可以在心外求良知。在此基础上，聂豹进一步认为，既然良知虚寂，是人们道德生命的本原，也是知觉情感的最后的主宰，那么人们从事道德修养时，必须回到本原处用功，使良知回复至寂然常定之状态，不能在知觉情感等细枝末节之处来寻求。通过一定的道德修养方法使良知恢复寂然常定的状态，那么人们的知觉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规范，一切言行举止皆合乎法度。17:33 2018/10/8

　　聂豹如此强调良知的虚寂性，使我们不得不将其与道家道教中的“无”联系起来。在中国哲学中，虽然学术界对先秦道家哲学中的“道”的诠释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认可老子开创了以“虚寂”解释“道”的思维方式。《老子》第十六章中有：“致虚寂，守静笃。”通过对《老子》中道的虚无属性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学术界对老子之“无”的意思及其性质有多少分歧，但老子的“无”含有“虚无”“空无”之义，可能是任何一位研究老子思想的人都不能否定的事实。在老子那里，“虚无”不仅是用来说明道的形上属性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人们回归道的主要方法。根据老子的说法，人们不能用感性去把握“道”的存在，但是可以通过“静观”，使人的精神处在虚静的状态去体悟“道”的虚无状态。在老子之后，历代道家都十分强调道的虚寂性，如《庄子·人间世》中有“唯道集虚”的说法，魏晋时的著名道家学者王弼有“虚观”之说。

　　聂豹在阐述良知本寂时，利用了上述道家的思想资源。首先，他在解释“虚寂是体”时，多次引用《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作为证据，他甚至将《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之语与《易传》的“寂然不动”之语相沟通。其次，聂豹将《易传》中的“寂然不动”作为其归寂宗旨的理论根据的做法源自宋元道教易学。聂豹十分重视易学，并自认为《易》是其思想的根基之一。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聂豹是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对待《易》，将《易》作为其归寂说的经典依据的。他对《易传》的诠释，偏重于发挥艮卦、复卦和咸卦中的虚静之意。事实上，这种以《易》中的“寂然不动”作为其归寂宗旨的做法并非聂豹首创，宋末元初道士李道纯在注《易》的过程中就已经这样做了。从文字上看，聂豹的很多说法与李道纯的《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中的话极为相似;从内容上看，李道纯对虚静的解释与聂豹的“归寂”说极为相似。由此可见，聂豹“归寂”之说的理论基础与《老子》中的“致虚寂，守静笃”和宋元道教易学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未发之中是良知。“未发之中”出于《中庸》首章，秦汉以后，儒家学者对它多有解释，以朱熹的注释影响最大。朱熹将人未产生喜怒哀乐之情时的状态称为“未发”;喜怒哀乐之情产生后的状态称为“已发”。他还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心情平静，此时稍微施加道德修养的功夫，就会使随后产生的各种情感与活动没有悖谬，合乎道德规范，所以天下一切伦理规范皆源出于未发之中。王守仁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良知”，“未发之中”并非《传习录》中思想的核心概念。尽管如此，王守仁也曾多次提到“良知是未发之中”，显示了在他的思想中，“未发之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聂豹在诠释“未发之中”时，认为“未发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虚寂之体。他认为“未发之中”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产生万物的根源，一切客观事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对于人而言，未发之中就是寂然不动的良知。此未发之中是每个人生来具有的天赋本性。虽然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不能只流连于知觉和情感，而忽略作为主宰的未发之中才是真正的良知本体。聂豹之所以要着重阐述“未发之中”，其目的在于指出人的现实情感是善恶相混的。对于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言，如果他的感官追逐物欲，则情感不得其正，行为就会不道德;如果他的感官追求未发之中，则行为就是合乎道德的。因此，就未发之中而言，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最高根据，是至善无恶的，但就现实之人的知觉和情感而言，则有“良”与“不良”两个层面，合乎“未发之中”的知觉和情感，是良知之用，不合乎未发之中的知觉和情感则不然，是妄发、妄动。事实上，尽管聂豹常引用《传习录》中的语句，试图证明自己以未发之中解释良知的想法源自于王守仁，但聂豹对“未发之中”的诠释并不与王守仁相契合，而实较近于朱熹的说法。

　　第三，主静修养。聂豹认为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以静制动，以静修主宰变动不止的知觉和情感，因此“主静”是聂豹道德修养的重点。提及“主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北宋的周敦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对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有巨大的影响，这已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太极图说》的结尾处，周敦颐继承了道家道教一贯主张的“虚静”“守静”之说，提出了圣人“主静”的修养方法。此后，“主静”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种重要的修行实践方法，经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传至南宋的朱熹。王守仁一度也极重视静坐，并亲身实践。事实上，聂豹的主静修养方法比周敦颐以后的主静说要细密严谨得多。聂豹认为道德修养要有次序，而这个次序首先始于静坐。从形式上说，聂豹的静坐主要使人的心态趋于平静、自然、和谐;从内容上说，静坐的首要目的是没有欲望。值得注意的是，聂豹并不认为静坐仅仅是平静心态的方法，而是认为静坐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内外两忘，体验到虚寂的未发之中。在聂豹看来，由静坐而持敬是道德修养的初级阶段，这种修养必须进一步达到熟练的地步，才能体验到未发之中。总而言之，聂豹致虚守静的道德修养方法，是以静坐为入手处，以无欲望为具体步骤，直至达到内外动静两忘后，最终回归虚寂的未发之中。可以说，这种“工夫论”是聂豹归寂宗旨在道德修养领域的具体实施。

　　对于聂豹致虚守静“工夫论”的理论来源，聂豹本人认为这种“工夫论”可以追溯到周敦颐、二程、李侗(朱熹之师)、朱熹，甚至可以追溯到尧舜，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学者尹台在《双江先生文集序》中就说：“致虚守静之功出老氏。”聂豹的致虚守静与道家之说有着一定的联系。

　　首先，与道家相同，聂豹并非将守静视为单纯的修养方法，而是将其作为返归虚寂心体的根本方法。虽然主静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修养功夫，但在聂豹之前，理学内部少有人认为静是人性的根本属性，而聂豹却明确说：静是人的天性。正是基于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聂豹认为静坐是返归虚寂之体的方法，也就是说聂豹的静坐功夫是归寂说在道德修养领域的具体实施。道家道教之所以重静修是基于对人性本静的预设。如北宋道教学者陈景元在《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卷三中也说：静是人的天性，修炼就是使人回归这种天性。对比陈景元与聂豹二人的说法，我们发现，他们的思维模式都是以静为体，动生于静，最终返归于静。

　　其次，与道家相同，聂豹将无欲望视为致虚的重要内容。《老子》第十六章中有：“致虚寂，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有学者就指出：“虚者无欲，静者无为，此乃道家最基本的修养。”的确，去掉物欲之心是老子的一贯主张，庄子的心斋说也在于清除物欲之心，只有清除物欲之心，才能保持心之虚静空灵。在对待物欲的态度上，聂豹和道家一样，都认为物欲是对虚寂之心的迷惑，主张扫除物欲的迷惑。

　　第四，戒慎恐惧。在聂豹的道德修养方法中，除主静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修养方法：戒慎恐惧。戒慎恐惧出自《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解释，就是君子在独处、无人察觉时，谨慎从事，一刻也不犯错误。聂豹十分重视儒家这一传统的修养方法，认为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宗旨。我们知道，聂豹对良知内涵的理解是承接王守仁早期观点的，认为良知是寂然不动之体，所以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以致虚守静之法复归虚寂的良知本体。在戒慎恐惧与虚寂之体的关系上，聂豹认为虚寂之体虽然是“不睹不闻者”，但同时也是“能知能觉者”，因此，良知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偏离，为防备出现这一情况，需要用戒慎恐惧存养虚寂之体。可见，聂豹的戒慎恐惧并不是脱离虚寂之体而独立存在的道德修养，而是存养良知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明朝心学中重视戒慎恐惧功夫的传统早已有之。王守仁及其弟子邹守益都认为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方法。由此可见，聂豹是在王守仁、邹守益重视戒慎恐惧之法的基础上，融合他的良知虚寂的理论，将戒慎恐惧诠释为存养良知的方法，从而既延续了以往的成说，又使之与自己的思想体系相调和。

　　概而言之，聂豹思想体系主要由良知本体论和道德修养论两部分组成。就良知本体论而言，他强调良知是未发之中，虚寂之本体，意在凸显良知的本体身份，良知为体，知觉为用，二者之间有所区别。而所谓“虚寂”，并非指气化上的虚空，而是指通过功夫修养后，本体所呈现的自然而然，无私心遮蔽。在道德修养论上，聂豹工夫主要是由两种修养方法组成的：致虚守静和戒慎恐惧。致虚守静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当时就有学者说：致虚守静之功出于老子。而戒慎恐惧则主要是延续王阳明和邹守益的定论，不过聂豹将其稍加改造，使之与他的归寂之宗相一致。

　　摘自“大家精要”丛书之《聂豹》

　　聂豹一生刻苦专研王学，并通过讲学、制定族谱乡约、利用政治权力等多种方式，实现了王学经世致用。本书以短短十万字简洁、明了的告诉读者，聂豹是对王学的继承和发扬，他确立了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后世学者对于王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

　　刘聪，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安徽工程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宋明理学、明代三教关系研究，著有《阳明学与佛道关系研究》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王黎芳，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从事传统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持安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一项，发表《二程理学中的性格因素》等学术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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