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大臣

　　从表面上看，斯托雷平在仕途方面可说是一帆风顺，起步时只是土地部统计局一个小小的职员，继而就任外省一小县贵族联席会的主席和农业协会主席。

　　1902年，斯托雷平被任命为格罗德诺省省长，他是俄国历史上曾被任命为省长级别的最年轻的人。后来斯托雷平调任萨拉托夫省省长，任上他以抑制了1905年省内的农民骚动而著称，当时全帝国正处于一个广泛的动荡时期，而他管理的省份则是全国唯一一个保持稳定的地区，这使斯托雷平声名鹊起，不久就调入中央。

　　斯托雷平第一个有效地使用警察来对付那些涉嫌制造麻烦的家伙，甚至有人说他手上握有全省所有成年男性的违法记录。进入中央后，斯托雷平作为一名优秀的地方行政长官，被皇帝尼古拉二世任命为总理伊万·戈列梅金领导下之政府的内政大臣。 数个月后，俄皇尼古拉二世任命斯托雷平替代戈列梅金成为俄国总理。在短短几年中，由省长、部长到部长会议主席和首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

　　俄国总理

　　1906年的俄罗斯帝国饱受革命骚乱和人民普遍不满的折磨。左翼革命团体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推翻君主制的行动，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俄国各地，警察和政府官员时常遭到革命恐怖主义者的袭击。为了坚决回应这些袭击，斯托雷平创建了一套新的法庭制度，允许就地逮捕和迅速审判被指控从事革命活动的嫌疑犯。

　　在1906-1909年，超过三千名被证实有罪的革命者被各地的特别法庭判处绞刑，以至于时人皆讽刺绞刑架为“斯托雷平的领带。但是，指责斯托雷平是一个“警察头子”是片面的。斯托雷平相信俄国的发展可以依靠一个稳定、繁荣、庞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并以此推行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政策。

　　由于众多激进的议员不情愿同政府合作以及支持土地改革，斯托雷平于1906年7月22日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为了有助于平息异议，斯托雷平同样希望从国家杜马中把那些属于反对派的、不满的农民代表们赶出去。这样一来，他就能着手推行他重要的土地改革了。另一方面，斯托雷平试图提高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地方政府的权限。

　　在1906年成为总理的斯托雷平主导新的土地改革政策来建立一个富农阶级，让农民更容易取得土地，更自由地成立公社，发挥保守安定的力量。这些人将会尊重私有财产并支持政府的社会改革。斯托雷平试图改变国家杜马的性质，以使他们变得更为顺从，方便政府通过各项立法或提案。

　　在1907年6月斯托雷平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后，他提高了贵族及富裕阶层的选票权重，减低贫穷阶层的有效票数及价值。如此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国家杜马，导致很多政府的“老熟人”——保守主义议员，回到了国家杜马中，他们更易于接受与政府的合作。

　　1911年春，斯托雷平提交了一项议案，建议将地方议会系统扩展到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诸省，但却遭到国家杜马否决——这导致他提出辞职。起初斯托雷平估计该议案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但他的政敌却打败了他。

　　在一个君权至上的国家中，君主的权力乃是不容侵犯的神圣象征，谁若违犯这条铁律，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点身为首相的斯托雷平并不是不知道，但斯托雷平在任末期，却恰恰因为“蔑视君权”，几乎使他倾注毕生心血的土地法案毁于一旦。事情出在海军部的一项提案，由于属下的疏忽，未提交沙皇尼古拉二世审批，结果遭致时在度假中的沙皇的否决。其时土地法案几经努力，终于在第三届国家杜马获致通过，但却意外地遭到国务会议的否决。原来，在国务委员会召开前夕，该委员会的两个极右分子特列波夫和杜尔诺沃，乘沙皇召见之机，大进谗言，说斯托雷平的土地法案会置俄国于死地，其目的无非是“结党营私”。尼古拉二世授意此二人“按良心行事”。斯托雷平在土地法案被否决之后，当即提出辞呈，并在应给予答复的三天期限期满之后，主动离职。他终于摆脱了繁难的政务，得以回到乡间，回到自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

　　不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皇太后玛丽娜·费多洛夫娜 出面干预了。在斯托雷平辞职当日，皇太后玛丽娅召见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在进门时与尼古拉二世打了个照面，但沙皇的表现一反常态。他没跟斯托雷平打招呼，擦身而过，脸上挂着泪痕。皇太后费多洛夫娜开门见山对斯托雷平说，她已告诉儿子，她深信，现在只有斯托雷平有力量和能力拯救俄国，并再三挽留斯托雷平继续留任。

　　第二天，经过一夜反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托宫廷侍卫转交给斯托雷平一封长达十六页的信，沙皇在信中对斯托雷平做了忏悔，承认自己以前并非在所有事上都对斯托雷平开诚布公。他不但承认自己有错，而且，表示已经认识到自己只有同首相携手合作，才能把俄国引入正确的轨道。沙皇请求斯托雷平收回辞呈，并于次日前往皇村向他汇报。沙皇不但同意斯托雷平的建议，让国务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休会三天，以便使土地法案按第八十七款的规定得以顺利通过，而且，还把致使土地法案吹台的两名罪魁祸首无限期地流放国外。这样，斯托雷平终于度过了他执政以来的最后一次危机。

　　土地改革

　　在俄国，土地和农民问题，是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最核心的基本问题。延续百年之久的俄国解放运动，究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一八〇二年，保罗一世就是因为下令规定农奴一周只在地主土地上干三天活儿而引起上层贵族的不满，被刺杀。一八六二年，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实施自上而下的农奴解放运动。而斯托雷平在任期间主要关心的，也是土地和农民问题。斯托雷平之所以与土地和农民问题结缘，似乎其来有自。作为上流贵族社会的一员，斯托雷平本人就是地主。他家拥有许多处庄园，生于斯长于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庄园经济问题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即使后来身居要职政务繁忙，他也不忘乘工作间隙，亲自过问庄园经营中的细枝末节，或是给不善经营的邻居提供咨询拟定计划。他还利用休假，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德俄两国庄园经济的利弊得失。除家庭以外，斯托雷平最关心的，莫过于工作，他对工作投入了满腔热情和全部才智，政绩赫赫，这也是他得以平步青云的一个原因。

　　在斯托雷平以前，俄国实施的是古老的宗法村社制，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已日趋枯竭，农民的不满亦日甚一日。到了一九〇五年，终于酿成了著名的俄国1905年革命。时任萨拉托夫省长的斯托雷平，犹如一位消防队员，哪里有动乱，他就出现在那里，以他的镇静，自信，威望和恳切的演说，使骚乱的人群安静下来。他的声望主要就是在这场席卷整个俄国的大动乱中奠定起来的。现实斗争的日趋激烈，促使斯托雷平愈益强烈地认识到土地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土地问题已到了非厉行改革的地步，不如此，就无法维系已岌岌可危的罗曼诺夫王朝。在斯托雷平心目中，进一步解放农民和拯救俄国根本就是一回事。此外，促使斯托雷平下决心对俄国实行大手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俄国农民的处境、地位及其与贵族社会的那样一种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奇特关系。这里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至少有一部分旧时代的农奴，其中主要是家奴，并不恨他们的主人，相反，也许是“做惯了奴才”的缘故，他们对主人倒是有几分依赖和依恋，你若要他坐下来，他反倒觉得不自在，感到无所适从。反过来，主人对奴才并不都穷凶极恶，而是视同家人。普希金与奶娘的故事早已尽人皆知，据说诗人故居陈列室至今有奶娘的塑像。斯托雷平周围也颇有几个这样的农奴，虽然农奴解放早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主人也早已表示愿意给他们以自由，但他们却不愿意离开主人，宁愿留在主人身边伺候，急主人之所急，乐主人之所乐。当然，斯托雷平之所以热心于农民土地问题，远非私人感情所致，这里面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当女儿问他，为什么他会得到一枚解放农民勋章时，斯托雷平回答说：“这是我最为之骄傲的奖赏：我很幸福，有幸参加最后一个为解放农民而设立的委员会的工作，以此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最仁慈的事业之一做出我的贡献。”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土地私有化，将土地交给农民。在前村社制下，农民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因为他们不是在自有土地上生产，其劳动成果的半数以上要转给他人。而农民只有当他确知劳动成果将属于自己时，才能焕发生产热情，才肯在土地上投资。在旧的土地制下，劳动成果的分配无助于奖勤罚懒，因为无论懒惰还是勤劳肯干的人，分配结果都一样。彼此攀比，热情抵消，其结果必然是使整体生产力水平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俄国需要农民富裕起来，因为国家的福祉也端赖国民的富裕，“须知人民的富裕缔造着国家的强盛”。

　　人民的整体富裕必然带来道德水准的提高，“因为哪里有富足，那里自然会有启蒙教育，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人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才成为一种可能。事情的顺序绝不可能与此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斯托雷平对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为代表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论者嗤之以鼻，以为他们颠倒了事物本来顺序，不啻为“三岁小儿的臆语”，不足为训。斯托雷平是在罗曼诺夫王朝行将彻底崩溃之际出任首相的，他所致力的，无非是为了挽救一个行将灭亡的制度，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杰出个人的坚强意志，形成了强烈的矛盾反差，正是这一点铸成了斯托雷平个人的悲剧命运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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