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肯堂《1549——1613》，自号樵子，又号“念西居士”，字宇泰，江苏金坛人。万历十七(1589)年进士，后选庶吉士，授检讨。万历二十四(1596》年，上书神宗抗御侵朝倭寇，无果，托疾辞归，后以“浮躁”论劾，被令家居。万历三十四《1606》年，由吏部侍郎杨时乔举荐，任南京行人司副。万历四十《1612)年，转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直至罢官。
王肯堂平生好学，天资聪颖，在许多领域造诣精深，堪称晚明奇才。他工书法，精医学，擅石刻，娴文史，曾参与国史编修，口碑颇佳。又因心性平和，豁达大度，对晚明各教一视同仁，也得到各家(教》信任，虽穿梭各派之间，却相安无事，多受好评。他与晚明来华的耶酥教会士利玛窦有往来，《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提到王肯堂，称他是‘‘北京翰林院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他追随紫柏大师参禅问道，触类旁通，禅宗修持尤见功底。
王氏小紫柏六岁，紫柏是他的得戒师，紫柏给他的书信多是启发、鼓励，或评判得失，激扬心志。紫柏在给弟子的书札中，也多嘱托他们关照王肯堂，视同手足。如在一封给密藏道开的信里，紫柏说：“宇泰受性鲁直，处世非其所长，亦当渠识，暗处痛提省之。吾嘱汝二者，不可忽之。”道开有经世之才，紫柏此书，或有要他授王氏应世方略之意。在给俗家弟子冯梦祯的一封信中，也要求他“当委曲时警策之(王肯堂)”。
紫柏与王肯堂书信往来频繁，分析其内容，主要关涉以下三方面问题：
(1)戒行问题。
在一封书札中，紫柏说：“所受三戒，命根金汤，几百行止，切切护念;如或放逸，其畏非言可喻。想此个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此处三戒指在家八戒，出家十具足戒，道俗共守五戒。佛教戒、定、慧三学中，戒条居于首位。据说世尊涅槃前，曾告诫弟子“当以戒为师”，凸显了戒律对佛法修持与正法维持的重要意义。戒律既是保证个体由戒生定，因定生慧，断惑证真，圆成佛法的基础，又是确保僧团纯洁与稳定的条件。紫柏戒行精严，一丝不苟，所以，对追随其参禅的弟子，他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由于受狂禅冲击，晚明丛林戒行松弛，僧风窳(音yu，坏劣之意)败，紫柏鼓励王肯堂严守戒行，以身作则，对后者收束身心，甘于寂寞，安心于唯识学研究有积极意义。
(2)禅修问题
紫柏是晚明教内禅宗究竟论的坚定支持者，护法心切，禅法至上。王氏随紫柏受戒参禅，所以，紫柏与之的书札中，谆谆告诫，苦口婆心。王氏一次因病卧床，紫柏闻知后，写信慰藉，其中云：“我今且问，能知痛者毕竟是何物，所痛者又是何物?若无所痛，知痛者不有;若无知痛者，则所痛于我有何交涉?大丈夫到这时节，正好作观想，毕竟寻究能痛、所痛，是一、是二?一则，能所尚无，阿谁受痛?二则，能是能，所是所，能痛毕竟不是所痛。能痛若是所痛，又是一;一则本无能所，受痛者阿谁?公于此，直将痛苦中种种憎爱、憎爱情识转为一个观想，拼命挨将去，毕竟要知痛者是谁为崇。果然推得人头，不惟业消痛除，敢保参禅一节，从此结案。”
紫柏就“病”说法，以“参话头”方式引导王氏参禅，眉毛拖地，煞费心机。禅宗“话头”据说有一千七百则之多，但方法大同小异，无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以疑助悟，悟不废修。如憨山所云：“将一则无义味语，与你咬定，先将一切内外心境妄想，一齐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话头，如斩乱丝，一断齐断，更不相续，把断意识，再不放行。此是达摩‘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的规则也。” 以“话头”起疑去惑，彻悟禅机，最终漆桶打破，生死解脱。但“紫柏禅”与宗门“祖师禅”作法稍异，前者分外重视小乘禅观，尤重五停心观(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界分别观、数息观)中的“不净观”;后者却要“离心意识参，出凡圣路学”，较少顾及这种修持法门。所以，在这段开示后，紫柏又对“不净观”大加发挥云：
“盖众生从无量劫来，迷却本明广大灵然之体、活泼清静之心，执此浮想及这臭躯壳子，保惜不舍。若是病患苦痛煎熬迫，众生自然悟此身危脆，臭秽不净，有此念头起时，更得善友傍敲暗击，此身臭秽，不堪保惜，此相不实，又何憎爱?”
“不净观”重点对治贪心，一般有两种，即观自身之不净与观他身不净。此处所言为前者。由于强调小乘观法，遂使“紫柏禅”凸显了“观”的成分。这样，“疑”与“观”就有打成两橛的可能性，这或是紫柏始料未及的。
(3)经教问题
南禅力唱‘‘教外别传”，揶揄经书，流风所及，大有秦皇“焚书坑儒”气概。然而，佛典经论是培育禅法的母乳，排斥义理，徒逞胸臆，或可侥幸一时，掩人耳目，但长此以往，必然断流绝巷，自误误人。所以，宋明之后，“不立文字”变成了“不离文字”，“禅教一致”、“藉教悟宗”渐得市场。紫柏一生就研读经教不辍，致力于方册藏的刻印。不过，晚明佛教并非铁板一块，滥觞于文艺圈的“狂禅”运动也在教内有所回应。王肯堂交游广泛，不免心高气傲，有轻视经论之意。紫柏闻知，深感愕然，遂严力口批评，促其改正。紫柏云：
“得手书，甚慰悬想，但书中云：‘参禅不易，若只将心等悟，纵任贪嗔，废渐修之功，岂不两成耽误?只得随缘制伏。’盖言前荐得，曲我宗风，是教将心等悟，纵任习气。贫道曩与宇泰举扬时，未始有此，不知宇泰何处得此知见?
……贫道虽宗门种草，若论见地，未始不以教乘为据证……古德云：‘悟明后，方修行。’然悟明之说，种种不同。有解悟，有修悟，有证悟。解悟者，从经教熏闻力久，心渐开通，又谓之依通识解;修悟者，宿有闻熏，曾少开解，但未得实受用，今生出头来，或假修习，忽然疑情顿断，受用现前;证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刹那，习随悟消，立地成佛。今宇泰即未能修悟、证悟，亦当熟阅一部教乘，以求解悟，其间习气，以熏力故，不求损减，而自损减。”
传统上，佛法之“悟”分“解悟”与“顿悟”，前者又称“开悟”，即先“理解”后“得悟”;后者又称“悟入”，即先“修持”后“体悟”。《宗镜录》卷三十六云：“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证悟。”紫柏此处的“修悟”实际相当于“证悟”，而所谓“证悟”者，则是聪明天纵，善果夙培，“根器猛利，不移刹那，习随悟消，立地成佛”。
“三悟”的中心是“解悟”，他认为，即使是所谓慧根大器者，悟后方修，经典也是不可逾越的一道桥梁。
二
王氏是晚明著名的唯识研究学者，由清通简要的禅修范式转向缜密精细的唯识学研究，紫柏的劝诫与引导起了关键作用。
相宗理方，循规蹈矩，精于修行步骤的勘验，紫柏认为，这是对治禅宗疏狂简傲的有效途径。紫柏曾对相宗盛赞有加，尝云：“夫搜剔阴阳之奥，囊括造化之精，洞鸿蒙之源，破混沌之窍，超儒老而独高，冠百氏而弘深，舍唯识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 虽有拔高之嫌，却真切表达了他对相宗与性宗《尤其是禅宗)相资为用的厚望。紫柏本人以禅法为归，却仍然投入巨大精力从事唯识学研究。他著有《八识规矩》、《唯识略解》、《阿赖耶识四分略解》等诠释性短文，推广唯识学的相关知识。王肯堂聪慧多才，紫柏着力培养他从事于相宗研究。
王氏也不止一次言及紫柏在他相宗研究道路上的引领作用。在《成唯识论集解序》中，他说：“余闻紫柏大师言，相宗绝传久矣。鲁庵普泰法师，行脚避雨，止人家檐下，闻其内说法声，听之则相宗也。亟入见，乃一翁为一妪说。师遂拜请教，因留月余，尽得其学而去。疑翁妪非凡人，盖圣贤应化而现者。雪浪恩师法，即鲁庵之孙也。缘督又雪浪之孙也。而一雨、巢松二师，皆得法雪浪，称高弟子，其授受渊源有自矣。” 鲁庵普泰，其人不详，他著有《八识规矩颂补注》，而其弟子无极守愚擅华严学，曾开讲《华严经》于南京大报恩寺。雪浪洪恩与憨山德清都曾入其讲席。洪恩曾从大藏中辑出八种唯识著作，汇集成书，以资初学，谓之《相宗八要》，甚得晚明唯识学研究者所重。洪恩弟子中相宗研究人才辈出，青出于蓝。
在《成唯识论俗诠序》中，他又说：“《成唯实论》是玄奘大师最后糅译，囊括诸论，渊涌义海，融畅奥博，无与为俦。自基师以来，有《疏》有《钞》，《疏》、《钞》之外，又有《掌中枢要》、《唯识镜》等诸著述，不知何缘不入大藏中。宋南渡后，禅宗盛极，空谈者多，实践者少，排摈义学，轻蔑相宗，前据诸典，渐以散失。然《开蒙》之作，出于元人，尔时慈恩疏钞似犹在也。余始闻唯识宗旨于紫柏大师，授以此论(《因明入正理论》)，命之熟究。”
《因明入正理论》(一卷)，是古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陈那弟子商羯罗主所著。商羯罗主又称骨锁主或天主，博学宏识，精因明之学，本书为祖述陈那《因明正理门论》而作，以二悟八义组织整个因明系统，条例清晰，言简意赅，深为教内所重，是研究因明的入门书。而因明学是唯识学研究的基础，不通因明，相宗研究就无从谈起。
唯识学三传而绝，在疏、钞难觅的绝境下，晚明唯识学研究一起步就面临巨大困难。不过，有紫柏、云栖、憨山等大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很快掀起研究唯识学热潮。
晚明唯识学流派纷呈，渊源各异， 紫柏一系遥承宋寂音尊者(慧洪觉范)宗旨，中经紫柏垂范鼓唱，下有王氏发扬光大，是当时诸家研究中表现出色的一支。
王肯堂撰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卷)，《成唯识论证义》(十卷)等著述，他心胸开阔，不拘一家之言，对各家研究成果广收博取，归纳汇集，使当时唯识研究成果得以保存。王肯堂也参与了紫柏倡导的《嘉兴藏》刻印伟业，他是初期十位善信之一，且持之以恒，雷打不动。万历二十七(1599)年，他在《刻大藏愿文》中说：“始藏公与余言，宰官与缘者四十人，人百金以为主，而其他辅之，不十年可完。余亦踊跃翘企。无何，四十人者，渐与旨迕，存物半而登朝食禄者无一焉。独吾金坛两缘，不绝如线。自戊子(1588)迄今十三年矣……不孝虽贫，愿岁捐十金，至藏完为止。衣食可缺，此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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