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履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但是这种运动变化，又有一定的规律，既不可运动太过，又不可运动不及，运动中对立的双方要相互协调，才能维持事物的存在，在人体则维持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以人体言，五脏之气亦应正常而不过亢，才能发挥脏腑的正常功能。如果某脏气过亢，则破坏人体脏腑功能的协调，反而为病。每一气均有相应的他气来制约它，只是在其未亢之时不表现出来，仅是随之而已。只有当其过亢之时，才表现出制约之象。而医生治病，不过是帮助患者使其自我调节系统达到正常，以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化功能而已。王氏十分重视运用亢害承制之理来说明人体自身的防病抗病能力，重视机体的内在调节，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此外，就临床诊治思路而言，王履认为医生诊断疾病的方法，是根据当时的病情表现，诊断疾病，并依此来推断其病因，即所谓审症求因。而并非开始感受邪气时，即能预定其以后患什么病。因为感受邪气之后，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还有因为正气抗邪而使邪气消散而不发病者。种种不同，不一定均患一样的病证。因此王氏重视“因病知原”，以病证推断病因，是十分正确的。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其感邪而即病者，即为伤寒;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者，即称为温病与暑病。由于认为病因是一样的，因此在王氏之前，人们多从伤寒论治，而以治伤寒之方通治伤寒与温暑之病。刘完素创六气化火之说，并称伤寒为热病。提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的观点。对王氏之学颇有影响。王安道根据临床的实际，指出伤寒与温暑之病应当分别，尤其对治疗方法的区别论述颇详。首先，王氏认为伤寒、温病、暑病三者不同，各自“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辨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当，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误于人，吾未之信也。”王氏从三者之名称不同，病因各异，临床表现也不一致出发，因此治疗绝不能相同来认识。例如伤寒一病，是发于天气寒冷之际，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外现一派寒邪郁表而卫阳被遏的表现，治疗则必然应选用辛温之剂，否则不能散其寒邪。而温病、热病，则发病于天气喧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于腠理，外无寒邪束表，因此治疗就宜用辛凉、苦寒之剂，否则不能解其热。
他认为，伤寒与温暑，病因虽同出一源，均为冬伤于寒而致，但是属不同类的疾病，不能混淆其治法。仲景之方为群方之祖，可借用其方，但仲景之方非为治温暑病证而设。王安道的这些看法，比起明清温病学家来，尚不十分深刻，其中，对温暑病的病因尚未超脱《内经》的理论范畴，但已从病的治法上将其分开，为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王履对于中风病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风有二，有外感风邪者为真中风，而因火、因气、因痰而致者，属类中风，使中风的理论渐趋完善，对明清医家在此问题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王履的医学主张，虽来源于朱丹溪，但却能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不拘前人之说，能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实事求是来探讨医理，是十分可贵的治学精神，对明清以后医学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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