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秦良玉真的是“抗倭英雄”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秦良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女将军”“巾帼英雄”，这是她头上最耀眼的标签。
然而在过去，无论是史书里还是戏剧里，秦良玉都是个相当火的人物，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位明代的奇女子几乎被捧上了天，成为“抗日精神”的标杆级人物。说她是当时的“国民女神”一点都不为过。
那会儿一聊起秦良玉，人们便说此女当年抗倭如何如何，而眼下日寇再次入侵，我等该上战场奋勇杀敌决不能输给一女儿……随着有关她的戏剧、文章不断地问世，夹杂着男权视角的国恨家仇便就此充盈在观众、读者的一腔热血之中了。
1. 平乱
1574年，秦良玉出生于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书香世家。其父秦葵，是明末的岁贡生，不仅饱读诗书，还粗通兵法。
秦良玉的童年，正逢明末天下大乱。胸怀天下的秦葵教导其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者”，才算是我的儿子。又对身为女儿身的秦良玉说，你一个弱女子，何不也学点兵事?免得在这乱世为人鱼肉。于是，秦良玉自幼便开始接触武术和兵法。
一个弱女子学兵事?这在明朝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在父亲的影响下，秦良玉不仅学了，而且还学得不错。不仅擅长骑射，还有勇有谋，以致很多男孩子也比不过她。
虽然其父还是因秦良玉是女儿身而颇感遗憾，但秦良玉却不以为意，声称自己未来哪天要是“掌兵权”，定能超越南朝时期的女英雄冼夫人。
性别和世俗眼光没有成为她的限制，反而激发了她领军挂帅、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
1595年，在22岁的时候，秦良玉嫁给了石砫(今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砫通柱)宣抚使马千乘。“宣抚使”，虽然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但它还有个俗称——“土司”。换句话说，秦良玉嫁给到了在当时尚被称作“溪峒蛮”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石砫土司，成了一名蛮王的“压寨夫人”。
在明朝，这又是一个逾越名教的举动。
不过，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虽为土司，但并不是一个未开化的“蛮王”。
石砫马氏，自称祖籍陕西，跟马超一样，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在文化上早已深深认同华夏文明，并视明王朝为正统，接受朝廷的管辖。而马千乘其人英俊刚毅，正直英勇而有谋略，是一个人才，一个“好土司”，与秦良玉夫妻二人也琴瑟和谐。
针对当时四海多变的情况，秦良玉认为石砫虽然地处偏远，但不可不备，便劝马千乘练兵。马千乘深以为然。于是夫妻二人便加紧操练兵马。
史载秦良玉“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她麾下的士兵擅长用矛。此矛以白木制成，不加修饰，矛端有钩，矛末有环，战斗力极强，“为远近所惮”，号称“白杆”，即著名的“白杆兵”。
1599年，四川播州土司叛乱，秦良玉、马千乘夫妇二人领军跟随明川湖黔三省总督李化龙参加平乱。其中秦良玉亲率白杆兵不仅“裹粮相随”，更是直接与叛军血战，攻下叛军的据点并活捉叛军守将。
此举让主帅李化龙赞叹不已。因为当时的土司兵多徒有虚名，冒领军饷，而“秦氏以一妇人，能捐赀给兵，辞赏报效”，比其他人强太多了。于是李化龙命人打了一面银牌，上面写着“女中丈夫”四个字，赏给秦良玉作为表彰。而《明史·秦良玉传》则赞称秦良玉夫妇二人“大败贼众，南川路战功第一”。
平定播州，秦良玉声名远扬。
2. 抗清
然而好景不长。1613年，马千乘，死了。此时有一条可以“轻松流芳百世”的路摆在秦良玉面前：殉节。
在明朝，女性的“贞节”是大受标榜。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儒理学的观念在明朝，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时如果丈夫去世了，而妻子为其夫殉葬，是极有可能被立一块“贞节牌坊”而“流芳百世”的。
以秦良玉当时的地位和名望，如果再因为丈夫去世而死上一死，那真的是锦上添花。既忠于国家，又忠于夫君，这百分百完美的人设，可以被后世女性奉为圭臬了。
所幸秦良玉并没有这么做。
自幼以女儿身习武，出身书香世家却远嫁草莽之地。一路走来，世间加诸于女性身上的种种条条框框，秦良玉皆不放在眼里。她只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会为俗世的偏见所束缚。
于是历史上少了一位节妇，却多了一位英雄。秦良玉也因此成为正史中唯一一个如王侯将相一般入了列传的平民女子。(《明史·卷二百七十·列传一百五十八》)
马千乘死后，由于儿子马祥麟年幼。据土司旧例，时年40岁的秦良玉代领石砫宣抚使一职，成了“女土司”，实现了儿时“掌兵权”的愿望。而不久之后，她报效国家的愿望，也有了实现的契机：辽东清军打过来了。
1620年，秦良玉遣其兄弟秦邦屏、秦民屏率领白杆兵数千驰援辽东战场。次年，当白杆兵行军至浑河时遭遇清军主力，白杆兵苦战不敌，唯秦民屏突围，其余全部战死沙场，秦邦屏也为国捐躯。
之后，秦良玉与其子马祥麟亲率三千精锐从石砫赶来，“所过秋毫无犯”。与清兵接战时，马祥麟目中一箭，拔之力战。后来明廷论及此战将之誉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时兵部尚书亦有论：
“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之功。”
白杆兵亦于此战以“杀虏数千人”扬名。主帅阵亡后，白杆兵“不愿领赏，但愿为主将报仇”，在战场上，白杆兵“虽力细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十分振奋士气。以致连清兵也视之为劲旅，不惜“重购川兵”，千金悬赏。
九年后，清兵入寇京师，远在石砫的秦良玉“出家财济饷”，再度率军直奔京师勤王。
这一次入京，秦良玉得到了崇祯皇帝的亲切接见。崇祯皇帝赏赐给秦良玉“彩笔洋酒”，并赋诗四首为秦良玉表功。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学就四川作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3. 保境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仅辽东跟清兵打得紧，境内农民军也四处起义，整个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自1634年起，凶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等相继进攻四川，为了打击腐朽的明王朝的统治而欲入川杀人。在这紧要关头，秦良玉再度受命平叛，“专办蜀贼”。
1640年，秦良玉率白杆兵与罗汝才战，以寡击众大破之，夺了罗汝才的帅旗。
然而由于杨嗣昌“驱贼入川”的战略，川中精锐皆被调出，只留几万老弱残兵留守重庆。战局一下子逆转。随着四川巡抚邵捷春战败被杀，秦良玉成了孤军，在逆战反王张献忠军队时苦战不支，所部尽没。
1644年，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际，张献忠再度兴兵攻蜀。已年逾七十的秦良玉再度与之接战，却仍是寡不敌众，败归石砫。张献忠于是占领全川，而崇祯皇帝也在当年自缢于煤山，大明统治全国的日子，到底还是结束了。
史载张献忠三次入蜀，“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祸极矣!”而张献忠于成都称帝后，为了扩大政权基础，却又广铸金印，招抚各地土司，望其归顺新朝。秦良玉闻讯对众人说：
我的兄弟二人皆为国捐躯，我一个妇人却承蒙国恩二十年，现在不幸到了如此境地，却又怎敢以风烛残年侍奉贼寇呢?如果有想跟随贼寇的，“族无赦”!
又以石砫宣抚使的名义发布了《固守石砫檄文》，表示与石砫共存亡。吓得张献忠的使者，唯独不敢到石砫。而张献忠，也终究没有派兵进攻石砫。于是虽然蜀中受祸，而石砫却得在秦良玉的庇护下得以保全。
大明亡了之后，数个南明小朝廷并立于长江以南。对秦良玉这位历四代皇帝征战数年的“老将”，新立的小朝廷纷纷加以封赏，以示恩宠。
福建的隆武帝朱聿键派使节专程赴石砫，加封秦良玉太保兼太子太保衔，封忠贞侯(忠州侯)。时在广西的永历帝朱由榔[láng]也加封秦良玉太子太傅，任以四川招讨使，仍以镇东将军督兵平定川中诸贼。
清末的“鉴湖女侠”秋瑾，曾写诗赞之：
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
4. 抗倭
1648年，秦良玉终老于石砫，享年75岁。
在她死后，无论是明朝的遗老遗少，还是新立的清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其赞颂有加。写诗的写剧本的纷纷以她的故事为蓝本，将一个杀敌报国、守土安民的巾帼英雄的形象描绘了出来。京剧里，《芝龛记》《女云台》等一直位列名段，随着那抑扬的唱腔，传遍了大将南北。
抗日战争时期，出于激发民族血性，奋勇御辱的考虑，许多报刊杂志、文艺作品再次将秦良玉请“出山”。这一次，在民族危亡之际，秦良玉彻底火了。
1936年，《武德杂志》刊发《秦良玉》一文，其中有秦良玉所言：
“我在少壮时代，……随后也曾替国家平过播州的生苗，破过辽东的倭寇。”
文中又有角色说：
“我们征播、征辽、抗倭、抗满，哪一次不是我们女子的胜利!”
1938年，杨村彬创作的话剧《秦良玉》公演。该剧第一幕就是“东援朝鲜，点将出兵”。
在当时的文艺创作者笔下，原本辽东抗清的情节变成了抗倭;原本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战争，被挪到了秦良玉的身上，哪怕万历年间的她，还只是一个3岁小孩。
剧本为什么要这样写?对此，1941时杨村彬谈到这个问题，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是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拥护领袖’;‘一致对外’的立场来改编这个剧本。”
出于政治上目的，为了激发大众的抗日热情，文艺工作者将历史人物拿来改编，把本不属于此人的戏，强加到此人的身上。
对秦良玉来说，在男权的语境中，她以一介女儿身，却习武练兵，多次率军出征。平定叛乱，抗清卫国，保境安民，原本她的人设已经很完美了。现在为了一个正义的目的，给她“嫁接”一点优良事迹，让她的人设更加完美一些，又有何不可呢?
而事实也的确如杨编剧所言，话剧《秦良玉》公演后，在政治上鼓舞了许多民众投身抗日热潮。只是由于话剧本身较强的传播性，秦良玉“抗倭”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当成客观事实。就像很多人拿《三国演义》当三国历史来读一样。
历史，在完成其政治使命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改写了。并成为很多人坚信不疑的“历史事实”。而只要改写历史的目的是正义的，初衷是好的，那么改写一下，似乎也应该是被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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