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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的最大特征是:重建及重建失败。曹魏灭蜀汉，曹魏以钟会为主将、邓艾为副将(以两人实际控制军队人数界定)，展开灭蜀军事行动。灭蜀之后，邓艾以“谋逆”罪名被诛杀(台湾学者柏杨评价邓艾:“功过于岳飞，冤大于岳飞”)。钟会则与姜维勾结，以“事不济，如刘备般割据蜀地”的心态，公然谋反。钟会，是东汉钟繇之子。钟繇的地位，类似今日人大委员长或政协主席之地位。显赫贵族背景及灭蜀盖世功勋，都没能阻挡钟会“事不济，如刘备般割据蜀地”的步伐。
钟会自小以聪慧闻名当世，在灭蜀的巨大荣耀面前，在战事结束之时，却选择谋反。钟会或许看清，东汉到西晋的三国战争，基本已经落幕，但是，落幕后的重建，以钟会居于司马昭中枢的有利地位，凭借钟会的聪明，应该看出，重建注定失败。全盘崩溃的社会，“皮之不存，毛之焉附”。钟会谋反，民国大师吕思勉的观点是：钟会不是普通的野心家，钟会谋反的原因，是因为钟会“心存魏室”。钟会是魏国元勋钟繇之子，钟会灭蜀时的曹魏，正处于司马氏篡魏列车临近终点站的时刻。司马篡魏一旦成功，以钟会的地位与功绩，钟会必将成为晋王朝开国元勋。未来晋王朝的“开国元勋”，选择在取得消灭敌国的巨大荣耀前造反，而且司马家族的阶级属性，与钟会家族相同，均属门第世家的代表。钟会谋反，岂非是向其阶级兄弟开战?何况曹魏以法家手段摧残东汉以来的门第世家阶级，曹魏的治理逻辑，并非钟会家族所能认可与接受。钟会的谋反，形式上只能是以收到曹魏后宫“太后密诏”的粗劣手段为反司马旗帜，试图重建曹魏新秩序，阻止司马篡魏。但钟会的“崇高理想”，或许是借蜀汉姜维加入谋反阵营的机会，在阻止司马篡魏的同时，以保存曹魏为名，行恢复东汉之实。司马昭任命钟会为曹魏伐蜀主将的原因是：钟会在主流舆论反对伐蜀的情况下，主张对蜀采取军事行动。司马昭说：“众人皆言不可伐蜀，犹豫胆怯之下伐蜀，不会成功。钟会极力主张伐蜀，派遣其伐蜀，必能成功。”钟会伐蜀成功后谋反，实属司马昭意料之中的必然事件(司马昭早有防范)。钟会是钟繇之幼子，钟繇是标准汉臣，钟繇成为曹魏开国三公，但就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而言，钟繇不屑于追随曹操父子。钟会同样不屑于追随曹睿之后的曹魏帝王，这也是钟会竭尽所能，支持相同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司马氏篡夺曹魏的根本原因。钟会试图挽救医学上已经宣布死亡的生命(曹魏)，钟会试图挽救生物学上已经被定义为僵尸的所谓“生命”(东汉)。剔除军事实力对比因素，即便司马政权潜藏迅速腐烂的病毒基因，但苟延残喘的躯体(曹魏)+冷却的僵尸(东汉)，仍不敌表面健康的病人(晋)。司马昭让钟会担任灭蜀远征军首席军事指挥官，相对于当年曹操让夏侯渊主持西方军事而言，是曹魏军队将领选拔与晋升制度变革的结果。
曹魏初期，军事将领的选拔与晋升，大部分先是通过剿灭黄巾余贼学习基础军事知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后是投身到事关曹魏集团命运与归宿的长期战争中(与吕布、袁术、袁绍、刘备、孙权……作战)，上阵搏杀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张辽在合肥就亲自上阵，率领几百人攻击孙权的十万大军。后来是进入保护胜利果实、以防御战为主的时期，比如曹仁坚守孤城抵抗关羽，命悬一线。但钟会以司马昭的大本营军事参谋身份，担任远征大军的最高指挥官，而此前的钟会并没有张辽、曹仁式军事经历(并非指钟会不懂军事)。钟会担任关乎两国国运的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是因为钟会是极少数支持与敢于伐蜀的曹魏官员，而且钟会在之前司为马家族运筹帷幄的过程中，表现出远高于同时期其他人的个人才能。但钟会担任远征军指挥官的根本原因，是曹魏帝国已接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钟会是曹魏开国三公钟繇之子，除了类似年近古稀、军功卓著的邓艾式军队将领，寒门既然难以担任政府文职高官，自然也无法担任政府武职高官。
曹魏开国的军队将领，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五子良将”中最著名的张辽与张郃，都是从其他阵营加入曹操集团。张辽最初选择加入吕布集团，而张郃是在官渡之战时弃袁投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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