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趣历史小编，说起曹操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饥民遍地，走投无路的老百姓纷纷加入黄巾军。《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董卓死后，公元192年曹操借着攻打兖州的机会，得到了黄巾军100多万的投降人口，其中降兵30多万，曹操选拔其中精锐，组成了“青州兵”，这是他夺取天下的第一桶金。

　　想不到两年之后，吕布陈宫趁曹操发兵为父亲报仇，夺取了曹军的兖州大本营。一石稻谷的价格达到了50万钱，人相食的情况出现了。因为缺少粮食，曹操的好朋友袁绍过来劝说，希望能够合兵一处，简单的说就是招安曹操。《三国志》记载曹操当时“军食尽，将许之”，可见后来这个在官渡将袁绍击败，后来逐步统一北方的一代雄主，曾经险些因为挨饿这样的事情，主动投靠袁绍。

　　幸亏手下程昱极力劝阻，告诉曹操如果投靠袁绍，下场会跟韩信一样，曹操才放弃了投袁。

　　《程昱传》记载，这个时候曹操只剩下1万多士兵，可这个过程中曹操并没有遭受过什么大的战败，可想而知其军队多数是因为饥饿逃散，而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很多屠城的事件，究其原因也是因为饥饿使然---跟老百姓抢粮食。

　　经历了这次“一石粮难倒英雄汉”之后，曹操争夺天下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后曹操一生经历了大小几十战，尤其是大型战役，几乎没有一场不是围绕小麦和水稻展开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进攻时机的选择上以粮食为纲：建安二年，曹操讨伐袁术，选择的是金黄色的9月;建安三年讨伐吕布，选择的是丰收的9月;与袁绍对战，曹操初期也是兵刃不发，到了9月份才发起致命一击，然后收割了河北很多地区的小麦;建安十三年，曹操攻打荆州，也是计算了时间，正好在9月份控制荆州地区，收获了当地的水稻。

　　二、战争前后盯紧粮食：陶谦刚死，时机非常好，曹操准备进攻徐州。帐下大谋士荀彧却提醒曹操，麦子熟了，应当“勤兵收麦熟”，曹操恍然，于是《荀彧传》又记载“太祖乃止，大收麦。”可见曹操的军队，除了会打仗之外，收麦子、水稻的功夫也是一流的，而很多时候，收麦子比收领土更重要。相比较之下，其他诸侯的粮食成熟后并不是军队收割，而是等农民收了，然后在从农民和地主手中征收赋税，显然不及曹操对粮食的控制力。

　　而初中历史课本中大谈特谈的曹操实施“屯田制”则始于建安元年，这一制度的本质是招募农民，以军队的制度管理。政府自己当地主，而种地农民也等于服了兵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大家各得其所。

　　三、利用自己在黄河上游的优势，给黄河水改道，影响下游袁绍集团的农业生产，同时为自己疏通粮道。曹操一直在堵截淇水流入白沟，到了建安九年，袁绍实力被彻底歼灭，而曹操也停止了对河道的改造。那年他免除了河北赋税，老百姓还很高兴，完全忘记了之前没有曹公，他们也不至于种不出粮食。对于曹操来说，这个时候河北人也是他的臣民，自然而然不吝啬用别处的粮食来补充。

　　后世越来越深刻的明白，战争实际上打的就是经济，目标就是财富。经济在越久远的年代，体现的形式越简单，基本就是粮食。如果粮食问题解决了，就算不打，周边也会归附，如果解决不了，就算兵多将广，也没有什么用。

　　《春秋》里经常记载诸侯国在秋天越界去收割别人粮食作物的军事行动，《孟子》中提到饥荒十七次，其中有一次讲的是魏国国君告诉他，因为黄河穿过魏国，所以他不得不在黄河频繁泛滥、改道后，让受灾一侧的民众到另一侧去吃饭，而每年到底是哪侧受灾，谁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百姓们更希望大国兼并自己所在的小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大历史》)。

　　齐桓公“葵丘之盟”给诸侯主持公道，不允许诸侯私自兴修水利，因为那样会影响别人的作物收成，但诸侯表面同意。可私下里却从未执行过，因为一旦挨饿了，谁还管得了的盟约?偏偏那时候黄河今年在你的国境内，明年到了我的国境内，总有诸侯国在受灾。分封制的情况下，不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春秋末年的吴越战争之前，越国勾践正是借给了吴国煮熟的粮食种子，导致吴国第二年遭遇大饥荒，勾践趁机灭掉了吴国。而吴国的老百姓处于挨饿的状态，越国过来的时候，只需要带着粮食就胜利了。

　　事实上，频繁发生于我国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骑兵南下，一个根本的原因也在于粮食问题。当某年发生气候变化的时候，草原上的草比较少，游牧民族养不了那么多羊，冬天饥饿难忍，只好南下抢夺。与牧民不同，中原农民家中，往往会有半年的存粮。

　　也正是鉴于这些因素考虑，孟子在战国时期强烈呼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权。可以试想一下，广袤的土地上，每年的降水量几乎是相同的，但每年雨水下到哪里却是未必的。如果有一个能够统一调度的中央，就可以把风调雨顺地区的粮食调集给饥荒地区，而不会存在掠夺而发生的战争。毕竟无论是河南、河北或者山东、山西，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受灾害，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时候曾经跟孟子有过激烈辩论的杨朱认为“虽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虽然跟孟子主张的“仁”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其背景和思考的根基都是相同的。每一滴雨水，每一寸土地都不能让给别人，因为自己可能随时面对饥饿。《闻见前录》里，伊水、洛水涨，“居民庐舍皆坏，唯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谁不入丞相府第。”就算是丞相，也时刻不忘自己家粮食的安全。不过有个问题这位丞相可能却忽视了，府外众人快饿死的时候，他家里的粮食也是没办法保护的。

　　当然，大河的上游对下游拥有绝对的主动权，所以从周武王以来，土质疏松便于开垦、兼具黄河上游优势的黄土高原地区发迹的诸侯总是能够夺取天下，比如秦始皇和刘邦。不过随着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他们也不能够始终保持不被饥饿所困扰，于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就开始向下游转移。而三国乱世，从一定程度上去分析，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转移过程。

　　《欧洲中世纪史》中，面对饥饿的威胁，教皇统一协调能力毕竟有限，无力用富足地区支援灾荒地区，只好把矛盾引到外部，200年里发起了九次东征。当他们到了近现代，因为缺乏统一，资源调配发生剧烈冲突，普鲁士和撒丁王国先后开始漫长的征战，小的自相残杀之后，又开始大的。虽然当年困扰曹操的粮食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追求更好生活的人类又开始想各种方法完成统一，欧洲的联盟就是很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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