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属实不是一个消停的王朝。虽然国祚不过一百零三年，但是大规模叛乱发生的频率却比三百年的王朝还只多不少。而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叛乱之一，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王敦之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然而比较讽刺的是，王敦不但没有要取司马家族而代之的心思，而且似乎是司马睿自己逼反的。之前说过，东晋开国那几年，是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美谈的。而那个“王”，并不止一个王导，实际上，司马睿南渡之初，王敦能给他提供的帮助比王导更大。
早在东海王司马越刚刚当政的时候，王敦就被指派为扬州刺史，其辖区就包括了建邺。因此，王导跟着司马睿南逃的时候，实际上是跑到他堂哥的防区来了。而对这位落魄王爷，王敦是非常尊敬的。史载“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甚至就连那句“王与马，共天下”，一开始更多地也是褒奖他王敦而不是王导。
后来王衍上台，把王敦从扬州调到了荆州。这个决定，王衍自以为得计，还得意洋洋地说是“狡兔三窟”。实际上，他是卖了司马睿一个大人情。如今的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而在魏晋时期，荆州的地位比如今的武汉只高不低。三国时期的两大战役围绕它展开，灭吴之战也是以攻略荆州为前哨，而在司马睿南渡以后，荆州就成了拱卫建邺最重要的屏障。
刚刚建立起来的东晋，其实跟孙吴没啥两样，也就是江北的土地稍微多一点(后来会丢掉的)。而在他们西边的成汉，可一点不比一百年前的蜀汉省事儿。他们吸取了二百年前公孙述和一百年前刘备的教训，不断攻击荆州，势在剑指建邺，一统江南。
而时任东晋西路军最高指挥(左将军)的王敦所需要承担的就是这个任务，而他也确实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即使身边有个把猪队友，比如昨天咱们说过的周顗。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敦不仅自己有能力，还能为这个弱小的新生政权培植出新的火种。比如一代名将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就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而当手下战败的时候，王敦也愿意自己吃点苦头(比如自降官爵)来帮下属开脱，从而赢得了陶侃等人的一众支持。
应该说，在东晋草创之际，是王敦死死地扼守住了西大门，如果没有他的话，可能蜀中的强军劲卒早就涉江而下了。从这一点来说，王敦对司马睿就不仅仅有单纯的拥立之功，更有辅弼之功。
说到这里，就不禁想到了八百年后另一个苟且江东的政权——南宋。这两个王朝之间相似度非常高，无论是出现原因、首君个性还是时局、将领、文臣，都是非常有可比性的。而倘若要以南宋诸将比东晋的将领的话，最像王敦的，就应该是吴玠兄弟了——
吴玠兄弟为南宋镇守四川，数次击败犯境的金军，保住了上游的安全，为东部战场争取了条件;王敦守住了荆州，为建康的安宁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反攻四川提供了根据地。
当然，这是好的方面，也有不那么好的方面：比如吴玠脾气不好，喜欢搞点业余爱好(比如玩女人);王敦倒是没有这方面嗜好，但是脾气也不好;又比如吴璘的孙子最后叛变了，而王敦根本没等到孙子长大成人自立门户，自己就在生前成了东晋的贰臣。
那么问题来了，王敦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怎么就成了乱臣贼子了呢?
《晋书》认为，是王敦自己居功自傲，再加上自己在荆州等于是土皇帝，所以逐渐就有了不臣之心：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和司马睿的帝王心术有关。我反复说，司马睿和赵构这两个南渡皇帝，是有很高的相似度的。作为皇室仅存的血脉，他们是全村的希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使得这二位爷极度缺乏安全感，对于领兵在外的大臣都不够信任，即使他们打的是光复中原的旗号。
赵构的故事，我们不必多说，岳飞的死和两次屈辱的议和已经很著名了;而他八百年前的司马睿同样如此，只不过司马睿比赵构更懦弱、更卑微而已。无论是东晋还是南宋，在其开国之初，北伐胜利的可能都是不小的，道理也很简单——夷狄立足不稳，手段暴虐;百姓心归旧朝，自发抵抗。两者一结合，南朝的军队一北伐，就很容易受到沦陷区百姓和自发武装的拥护。
而司马睿呢?对北伐的军队和西进的军队，统统都是一个态度——赞赏、支持，但是要我给钱给兵，对不起，没有。不仅没有，还要掣肘你。具体到王敦身上，就是司马睿逐渐疏远了民望所归的王导，开始任用刘隗、刁协等主张抑制门阀势力、加强皇权的大臣。这从司马睿本人来说当然亦无不妥，王敦对此也只能上书发表抗议而已。
但是司马睿的另一个举动就彻底激怒了王敦，还捎带手为王敦解除了一个他最大的心腹之患，从而使得他的“清君侧”行为成为可能，并最终付诸实现。那么这个举动是什么呢?王敦又是怎么发动叛乱的呢?他最后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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