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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简介：
菩提达摩(Bodhidharma)南北朝禅僧，略称达摩或达磨，意译为觉法，据《续高僧传》记述，南印度人，属刹帝利种姓，通彻大乘佛法，为修习禅定者所推崇。
北魏时，曾在洛阳、嵩山等地传授禅教。当时对他所传的禅法褒贬不一，约当魏末入寂于洛滨。据《景德传灯录》在民间常称其为达摩祖师，即禅宗的创始人。著作有《少室六门》上下卷，包括《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6种。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大都系后人所托。弟子有慧可、道育、僧副和昙林等，梁武大同二年圆寂，终年150岁。
菩提达摩生平故事介绍：
达摩祖师，原印度人，原名菩提多罗，后改名菩提达摩，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故中国的禅宗又称达摩宗，主要宣扬二入四行禅法，达摩祖师的思想，对中华文化起了很大的影响。菩提达摩(英文:Bodhidharma;?~536，另说532、528)通称达摩，又称初祖达摩或初祖菩提达摩，是大乘佛教中国禅宗的始祖。他生于南天竺(印度)，刹帝利种姓，传说他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的第三子，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出家后从般若多罗大师。
南朝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北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
他的名字原本叫菩提多罗，成年之后依照习俗更名为达摩多罗，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祖师般若多尊者的大弟子，成为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自小就聪明过人，因为香至王对佛法十分虔诚，因此从小菩提达摩就能够遍览佛经，而且在交谈中会有精辟的见解。
般若多尊者在游历天竺国时，一路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菩提达摩被般若多尊者普度众生的理想，以及丰富的佛学智慧所吸引，就拜在般若多尊者的门下，成为禅宗的门徒，而且发愿要将当时印度分裂的佛法思想统一起来，使佛法在印度重新振兴。后来菩提达摩继承了师父的衣钵，在天竺国内弘扬佛法。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侄子，继承南天竺王位的异见王，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受外邦的欺凌，要采取禁止信仰的法令。
于是，菩提达摩便派弟子婆罗提前往劝谏，波罗提不辱师命，成功地扭转了异见王的禁教政策，并且使异见王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达摩至中国后，成为求那跋陀罗的弟子，属于南天竺一乘宗(又称楞伽宗)。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义译为功德贤，中天竺人。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译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后菩提达摩以此四卷本《楞伽经》传授徒众。
菩提达摩有没有与梁武帝会晤?
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生于南印度，他创立了一套参悟的禅法——“达摩禅学”，亦称“南天竺一乘宗”。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好佛皇帝，据传，他与达摩有过会晤。
据一些古籍记载，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向达摩请教：“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笑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双方“理不契机”，不欢而散(见《历代法宝记》)。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对达摩生前活动又掺入了许多附会、杜撰的文章，其中对这次会晤有许多渲染之辞。所以，梁武帝究竟有否与菩提达摩晤谈过，此事被列为禅宗“颂古百则”中的第一则公案，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
一些学者如中国的胡适、汤用彤、刘汝霖、印顺，日本的仿估木宪德、宇井、镰田茂雄等人就认为没有此事。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说：据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云，达摩“初达宋境南越”。
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王朝，故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479年)以前。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僧副传》所载达摩弟子僧副从师、南游和终卒年代推算，达摩约于470年左右来华，在华生活约50年之久，萧齐初期(485～490年)已在北方传道，此时梁朝还未建立。从时间上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
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达摩曾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时间当是该寺的全盛时期。《洛阳伽蓝记》记有526年该寺刹上宝瓶被大风刮落之事，此后至534年毁于大火，故全盛期在516～526年之间，达摩谒寺约在520年左右，以此否定达摩于526年左右来华。《景德传灯录》中更杂以许多虚妄之处，因此，胡适认为这次会谈纯属无稽之谈。
另一些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孙述圻等人却认为确有此事。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该句意为“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深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至519年止的名僧，其中却没有达摩之名。
永宁寺于526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马上被修复，兴盛期延续至534年才真正结束，达摩于526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它们比《景德传灯录》的可信度要大得多。像任继愈、黄心川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不能形成定论。看来，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学者们经过一系列笔墨勘对，还是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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