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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儒学就不得不提董仲舒，毫不夸张的说他是一个上级孔子下开朱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正是他才使儒学成为中国统治者的统治中心，对其后世的影响之深远，是有目共睹的，董仲舒在大汉帝国的历史上早已经不是平凡人，他在景帝时代就已经被任命为博士，以此来表彰他的博学。此人所以在景帝时代没有脱颖而出，全是因为景帝始终在执行无为思想，作为儒学者中的佼佼者，董仲舒毫无施展之地，而到了武帝时代，他的机会才算到来。建元元年10月，武帝下诏让封王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的人进长安城，这自然是武帝为了日后建立中朝而提前热身，就是这次普通的帝国行为中，董仲舒被武帝从众人中挑选出来。
武帝这个时候事实上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只是知道这个帝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改变，至于怎么改变，这就是他向董仲舒所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帝国变得更加强大，如何让帝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武帝的希望无非如此，董仲舒给出的回答就是我们今天常听到的天人三策。
在董仲舒看来，一个帝国的领导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说一定让天下人知道和明白统治他们的这个帝国的皇帝和帝国都是合法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安心为这个帝国效犬马之劳，不能有别的任何想法，如何让天下人认为大汉帝国具有合法性，董仲舒提出了新王改制，所谓新王改制就是在一个王朝建立后，帝国的开国皇帝必须要改制，改制有两条内容，第一个改正朔，也就是要修改历法，第二个内容是易服色，也就是每个王朝所崇尚的颜色，秦帝国崇尚黑色，那么大汉帝国就必须要改变崇尚黑色，而选取另一种颜色。
董仲舒在帝国已经建立了几十年后才提出，实在是这个帝国的苦衷之一，开国皇帝高祖即使有这样的认识，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接下来的几位帝国皇帝大都在执行无为国策，他们似乎对一个帝国还没有最清晰的认识，无论是改革家吕后还是守成之君文景二帝，他们都把着眼点放在了经济建设与封王的问题上，倘若董仲舒在几十年前提出，恐怕这种想法也不会得到执政者的认可，武帝所以会认可，是因为董仲舒提出了这个帝国最致命的弱点，几十年来匈奴人的不断骚扰和封王的潜在威胁，都或多或少的对长安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这自然无需多说，即使高祖皇帝用了七年时间把自己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然而皇帝一词在中华大地上才出现了不到30年的时间，夏商周三代的“国王制”始终还萦绕在那时的人们头脑中，我们完全可以从秦始皇身上找到这种痕迹，秦始皇在位期间多次被人行刺，多次受到最恶毒的诅咒，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暴政，还因为皇帝不被天下人所重视，高祖皇帝在称帝后，异姓王的造反大都由高祖皇帝的阴谋推动，异姓王主动造反的并不少见，英布在高祖面前就敢理直气壮的笑着说出“我也想当皇帝的话来”，吕后被匈奴单于羞辱，以及文景二帝在位时，吴王与周氏父子对皇帝不以为然，可见这个帝国皇帝的合法性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挑战，目的是不希望受到这种挑战的，所以他很高兴的接受了董仲舒这一建议。
但武帝之所以真心实意的接受，还因为这种证明方式不仅可以证明帝国以及帝国皇帝的合法性，还可以预防一些不安分的人的不安分想法，既然这个帝国是合法的，所有皇帝也是合法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许以任何理由来推翻这一合法性，在这一问题上董仲舒看中的是帝王的正名，而武帝看重的则是对不可知的想要对帝国挑衅群体的预防。
当武帝正要舒一口气的时候，董仲舒又提出了这样一条，既然大汉帝国是合法的，那么皇帝的权力就是神授予的，而皇帝的权力不能无限大，在使用权力的时候必须要照顾到天，天可以让皇帝失去合法性，这不仅仅是告诫，十足的已经成为警告，然而董仲舒的这一提议被武帝之后所有皇帝在行动上否定了，他们大权在握时，智者只是略略提到天，昏庸者则往往把天放到了一边儿，确切的说董仲舒仍旧是希望用儒家的那套神鬼思想来对皇室的权力进行控制，可惜的是，人往往都希望天给放松，而不喜欢天给束缚。
这一提议不被武帝采纳，还有许多年后才能被武帝用行动来证明。董仲舒紧接着所提出的策略更是让武帝心花怒放，大汉帝国在开创时期就被另一种让皇帝很不舒服的格局，这就是不能做到大一统，所谓大一统无非是应该由皇帝控制帝国的全部，而帝国几十年来的发展，使得武帝不得不正视，诸王的绝对的自治让这种愿望落空，董仲舒提出整个帝国的统一，无论是领土完整还是权力的绝对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自然迎合了武帝的心思，为他日后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董仲舒在给武帝提出这几条建议后，最终还是搬出了他迫切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武帝可以做到尊儒，尊儒有两点，第一就是尊重儒生，尊重他们的举动就是建立太学，让天下优秀的儒生都到太学里来学习，第二让他们所学习的科目全为儒家学说，抛掉儒家以外的所有学说。
大汉帝国在一甲子之前对儒生几乎没有尊重可言，高祖皇帝曾经大肆羞辱儒生，武帝以前的朝臣大都是黄老之徒，贾谊不被认可或多或少也因为他是儒生的缘故，大汉帝国建立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在帝国第一代领导人那里，无论是皇帝还是丞相都不具备变革的能力，他们只能因循守旧，对于始终以一种进取姿态出现的儒生，他们始终抱以怀疑甚至是仇视的态度。在大汉帝国，儒生是不被欢迎的，即使是晁错，虽然懂得《尚书》，然而其所提出的呈给景帝的各种主张都带有进取的”术“的特点，董仲舒的儒家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治国之道一旦参合人术，无疑就等于法家，而事实上大汉帝国即使在初期和武帝驾崩后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法家思想始终是最受欢迎的思想，董仲舒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给出的提议无非是希望，武帝能给法家穿上一件温柔的外衣，一件让众生忽然觉得平等忽然觉得身处温柔之乡的外衣。
建立太学自然只是尊儒的一个方面，董仲舒认为，还应该把推举贤良作为帝国的一项制度，每两年要推举一次，推举天下的贤士，这一制度被武帝认可并实施后，大汉帝国的人才选拔有了突出的表现，并且被后来的帝国所采纳，董仲舒与武帝仅因此项就可以被列入伟大任务卷中。尊儒必须要尊重儒家的学说，那么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在整个帝国内部实行全民读儒的政策，儒家之外的学说，即使不被抛弃，也不可能放到桌面上来讲，一个帝国只能有一种统治思想，作为皇帝也只能用一种思想来统治他的子民和维持这个帝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
大汉帝国在一甲子之前，意识形态是黄老学说，其中又不可避免的夹杂了法家学说，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看来是不是正确已有史为证，武帝即位，这种表面看上去已去懦弱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吻合现实条件，所以必须要用一种意识形态来为这个帝国重新指明一条路，当然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武帝，包括一些儒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无为思想容易导致帝国的分裂，这种皇帝与丞相为首的百官的共同不作为，或者是官僚群体对一心想要进取的皇帝的干预，对于大一统思想而言绝对不是好事。
然而武帝所以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还有另外的原因，武帝需要开拓，并且更有开拓精神。国家的政策已经改变，那么最先改变的应该就是意识形态，即使这种意识形态这个时候还没有被臣子提出，但任何帝国的识见之士已经看到了，不敢进取、忍辱负重的意识心态和行为已经不再被帝国所接受，即使不是董仲舒提出，自然也会有人在帝国的蓬勃时期提出，意识形态需要改变。
董仲舒不但是个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个改革家，在天人三策中，他希望帝国可以做一些改变，因为几十年来，帝国只有在经济上有所突破，而在许多方面仍旧是帝国初年的模样，这显然跟执政者的思维有关，每一任丞相甚至包括皇帝在内，似乎已经习惯了帝国初年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他们不是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想要将帝国由保守型改变成开拓进取性，最先要改变的是政治技术与意识形态上的一切，在董仲舒看来皇室不能改变，但官僚群体却很容易在皇帝的铁腕下进行改变。
多少年以后我们知道武帝在完全采纳了董仲舒的提议后，大汉帝国由此而成为以儒家为表，法家为里的新儒学，这种“霸王道杂之”的理论，由于更适合帝制时代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之后，2000年未改变，毋庸赘言，在帝制时代的思想建设上，武帝俨然就是一位开山鼻祖，然而无论我们用多么平坦和华丽的言辞来为这位千古一帝歌功颂德，隐恶扬善，由其性格所制造出来的种种对帝国的伤害却是无法辩驳的。
用写史的人的话而言，武帝是个“内多欲，外施仁义”的帝王，他崇尚鬼神，花大力气想要将自己的神仙工程完工，在战争上他不惜人力物力四处征伐，由此而完成他“外事四夷之功”的伟业，他的宫廷生活极其腐朽，好声色犬马，四处寻猎，后宫美女如云，有人在这方面特意指出：古者宫室友制，宫女不过九人……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武帝时又多娶妇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
但即使是这样的后宫八千仍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经常外出猎艳，凡所知佳丽，便设法得到，淫欲至于极点，为了纵情享乐，他大兴土木，增建宫室，仅在长安城和郊区，武帝就建了离馆145座，及所增建的宫苑大多建雄伟壮观，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自不待言，甚至不仅在生前纵情享乐，武帝在死后也要像生前一样，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为自己兴建陵墓，其陵墓称为茂陵，从公元前139年开始营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历时33年。
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1/3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因此茂陵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事实上评价五帝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他的屡次用兵是对还是错，在大汉王朝的历史上就已经有过争议，汉武帝似乎正反印正了梁启超的那句话，惟庸人无咎无誉，大汉王朝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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