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濮之战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左传》善于写战争，且叙述手法十分精妙，“篇篇换局，各各争新”。
“城濮之战”是《左传》中为人称道的著名战役，许多《左传》的研究学者将其与“崤之战”“鞍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并称为春秋时期的五大战役。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场战役奠定了晋文公的春秋霸主地位，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更因为《左传》中对这场战役的描写，场面宏大、精彩纷呈，并且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那么，“城濮之战”的战前局势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导致了这一战的发生?身处这场战役中的晋文公和楚成王，他们究竟有什么想法?战后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
带着这些问题，就让笔者来分析一下，“城濮之战”的前因、过程以及结果。 “城濮之战”的作战双方，主要是当时的两大诸侯国——楚国和晋国。
首先，我们来看看楚国。楚成王击败宋襄公后，威势极盛，中原诸侯郑、许、陈、蔡诸国已经屈服，于是他打算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双管齐下，先趁着齐、鲁交恶，齐国内部不稳之际，向东北进军，消灭国势日渐衰弱的齐国，控制黄河以南的区域;而后，再全力对付秦、晋两国。此乃“先弱后强、各个击破”之策。
其次，我们来看看晋国。晋公子重耳由秦穆公援助回到晋国即位，成为晋文公，他重修政治，广用人才，仅用数年便成功整合了统治集团，并且增强了国势。晋文公用一系列的行动提升了和秦穆公的亲密度，拉近了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借此让秦国成了楚国的敌人，为日后的联合行动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晋文公尊王的行为，增加了中原诸侯对他的好感，也变相离间了诸侯们同楚国的关系，增加楚国逐鹿中原的阻力。
此时的中原形势，在晋国强盛、秦晋和睦中渐渐有了变化，晋、楚两国之间慢慢有了旗鼓相当的势头，双方的战略模式也逐渐地明朗——开始针锋相对。由此可见，晋、楚两国之间的矛盾必定日益加深，最终的决战也一触即发。
“城濮之战”中晋、楚双方的战略决策
楚成王率军围宋，而宋国向晋文公求援，成了“城濮之战”的“导火索”。
从晋文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不想去救宋的。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此时晋国的兵力处于劣势，从战略层面看是不利的;其次，是因为此行路途较远，并且需要驰援，可以想到，这一路必然是舟车劳顿，从实际作战层面看是不利的;最后，是因为一旦出兵救宋，晋国的侧面和背面可能会受到曹、卫等楚国盟国的攻击，有可能面临顾此失彼的窘境。
然而，晋文公又不得不去救宋。因为，宋国一旦被灭，他称霸中原的机会便会大减，而且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尊王攘夷”盟主形象，也会被随之毁灭。在这两难的境地之中，最终晋文公还是下定决心去救宋国。
晋文公将晋献公时代的二军编制，增加到了三军，而后他便出兵曹国和卫国。在笔者看来，晋文公起初的军事策略是想引诱楚军放弃宋国而北上，谁料楚国却加兵围宋，使宋国的局势更为危险。
从战略上看，楚国没有驰援曹、卫，反而急攻宋国，说明了他们不愿落入被动的局面。反观晋国，晋文公虽然占领了曹、卫，解除了侧背的威胁，但是单凭一己之力是不行的，他们仍然陷入了以劣势兵力与楚国优势兵力相争的不智局面。
为了扭转劣势，晋文公又用了“使宋赂齐、秦”这一计，把齐国和秦国拉入了战争的漩涡，如此一来，形势发生了全面的改观。此时，晋、宋、齐、秦四国联军约十万人，楚国联军约十一万人，可见两方兵力上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楚国来说，没有尽力去争取齐、秦两国的中立，是其战略上的最大失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时楚军的战线延伸得太长了，一旦开战，非常容易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十一万大军很可能一夕间就灰飞烟灭。事已至此，颇有军事才能的楚成王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他下令缩紧战线，同时自己率军回撤，防止后方失守。
这样的战略可谓是相当高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样的回撤一方面避免了楚军在不利的形势下决战，保存了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等待晋国联军内部分裂，进而提高胜算。然而，楚成王在下了这一步好棋后，步步皆是昏招。我们从子玉请战开始进一步的分析。
子玉向楚成王请战，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严重低估了晋国联军的实力，还因为他耳闻楚国国内有说他“指挥无能”的流言，于是企图打一场胜场来提升自己的威望。此时，楚成王犯了第二个战略性错误，就是产生了欲冒险而侥幸求胜的想法。
众所周知，在避免决战的前提下，将牺牲降到最小就是最大的胜利，即使有人请战，也应当想办法避免分出太多的兵力。笔者猜测，此时的楚成王或许是认为后方已经稳固，全部的军队都在，不趁机会捞点战果说不过去，这才同意了子玉的请求。
笔者认为，这是造成楚军最后失利的一大关键所在，因为战与不战是需要去全面考虑的，如果不战，就要放弃任何战机，全面固守;如果求战，就应该将所有兵力集中，以优势兵力给敌人毁灭性的打击。反观楚成王，他步步迟疑且摇摆不定，这就让晋国联军有了“将军”的机会。
晋文公见机不可失，就答应楚国的交涉，使曹、卫复国，这一做法解除了宋国之围。与此同时，晋国暗地里唆使曹、卫两国离楚亲晋，又扣留使者激怒了子玉，使其主动求战。果不其然，楚军北上，并且摆出决战的态势，而晋文公却下令全军“退避三舍”。
笔者认为，晋文公退避三舍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报恩，还起到了“给己方一个开战的借口”和“提振军心、提高士气”的作用;同时在战术上，晋文公屡次引诱楚军行动，不但消磨了楚军的锐气，也把楚军拖入了疲惫的泥潭。
楚军一意孤行，全军一路尾随晋军到达了城濮，他们的左、中、右三军与晋国的上、中、下三军列阵相对，然而，晋军精心布置的阵型和战略，胜了楚军一筹。晋文公先是用下军瓦解了楚军的右翼，紧接着，又用上军伪装溃败而逃，诱使楚军左翼深入追击。就在此时，晋文公用中军从侧面拦腰攻击楚军左翼，上军再调头夹攻，于是楚军左翼也溃败了。
楚军见左右两翼皆败，为了免于全军溃败的命运，只能下令收兵。至此，“城濮之战”大势已定，晋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楚国，并且获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称霸诸侯长达一百多年。
后人对“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的评价
后人给晋文公的评价是“谲而不正”，这是对“城濮之战”中晋国用一连串狡诈谋略和军事方针取胜的总结。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我们拿管仲来举个例子。
管仲是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绝非是一流的军事家，甚至可以说，有相才者不见得有将才。在召陵之盟中，他“按兵修礼”的行为，虽然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和平，但是在兵家眼中，没有抓住时机进攻，等于白白浪费了一手创造出来的战机，是管仲战略上的失策。
《孙子兵法》有言：兵者，诡道也。晋文公能够灵活运用谋略并取得最终胜利，就说明他是有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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