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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明朝开国皇帝(1368年—1398年在位)，史称明太祖，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地主放牛。1344年(元至正四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1356年(至正十六年)被部下诸将奉为吴国公。同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后结束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平定四川、广西、甘肃、云南等地，最终统一中国。
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经过洪武时期的努力，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史称洪武之治。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权力，进一步的加强了中央集权。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于应天，享年71岁，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南京明孝陵。
朱元璋的治国措施：
朱元璋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缺乏想像力的皇帝了，从来没有人围绕着他而编造过什么香软情浓的绯闻轶事。但同时，朱元璋恐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大胆的皇帝了,没有谁曾像他那样，试图以一己之力，去改造整个社会。
英文的“Utopia”，音译过来就是“乌托邦”。它本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者莫尔代表作的书名。莫尔在书里描绘了一个幸福、美好、自足的理想世界。从此“乌托邦”也就成了“理想国”的另一个同义词。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肯定没有读过莫尔的大作。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一个理想国的孜孜追求。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的出身不同，朱元璋从底层爬上来的过程中，吃了太多的苦，见过太多的黑暗面，这或许成了他日后改造社会的强大动力。
极端痛恨贪污
那些流浪的岁月，乞丐的经历，还有和尚的生涯，应该是朱元璋对原有社会体制充满了敌意的主要原因。他的父母兄弟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全部死亡殆尽，那种人世间难以描述的惨痛，恐非常人所能理解。所以，即使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每每想起父母的惨死，朱元璋仍忍不住想要去寻找出一个凶手。
这个凶手，他在许多次与臣僚们的谈话里都提到过。他不止一次地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过那两个字:贪污。
所以，朱元璋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苛的针对贪污的法令。许多年以后，海瑞还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无限缅怀这些法令，他认为在他那个贪污横行的世界里，只有恢复太祖皇帝贪污八十贯钱就立即绞死的酷刑，以及恢复对官员们贪污的剥皮实草的酷刑，才能让这个世界干净一些。
所谓的剥皮实草，其实是朱元璋为了为了增加对官员们的震慑力度，特意制定的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骇人听闻的酷刑:他下令在各地县衙前面都设立设置一个土地祠，县里如果出现贪污的官员，就将他们处死，然后把他们的皮剥下来，挂在土地祠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众人参观。也有一种说法，这个塞上稻草的人皮草人，不是挂在土地庙里，而是挂在各县衙的大堂上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作为明朝的开国大将，朱亮祖倚仗自己的功勋，贪赃枉法，肆无忌惮。朱元璋将他处死后，就曾下令将他的皮剥下来做成稻草人，悬挂于闹市之中。
朱元璋在处理贪官方面是绝不手软的。他从来不害怕杀贪官杀得太多。好几件大案，每每牵连上万官员。有人劝他留点情，不要把天下官员全杀光了，到时候就没人替他管理国家了。朱元璋毫不为意，回答说:“官还怕没有人做么?”到最后真的杀得太多、关的太多，许多县里都没了官员主事，朱元璋仍然拒不妥协，他下令把那些关押在牢狱里的前县令们拉出来，继续发挥“余热”，到大堂上去处理纠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就出现了:一个戴着镣铐的县令，坐在一具人皮草偶下面，审问着几个戴着镣铐的百姓。
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严厉。最后，他终于创造出一个以往统治者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得方法——他下令，普通百姓只要发现了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到京城治罪。任何人都不许阻拦，否则俺老朱就杀他全家。
对小农情有独钟
也许是自己本来就出身小农的缘故，朱元璋的一生，始终都对一个完全由大量小农组成的静态社会向往不已。
追究这种爱好，除了“阶级感情”之外，另一点也不能忽略:小农出身的朱元璋，应该最为了解小农在一个社会当中的脆弱性，他们很难经得起任何社会波动的冲击。朱家当年就是在这种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而佃农，由佃农而终于几乎全部饿死的。所以，小农应该是一个社会当中，最厌恶社会波动的群体了。而一个由这种社会波动的厌恶者所组成的社会，它的稳定性自然是极高的。
朱元璋希望自己的朝代能够留创千秋万代，自然会对这些波动厌恶者群体情有独钟。
所以，在左手打击贪官污吏的同时，朱元璋右手着力打击的目标，则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绝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因为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农失去家园，失去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而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作过很长时间流民的朱元璋，对此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所以，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仇富、最歧视商人的皇帝。他认为，只有那些实实在在生产粮食和棉花的劳动才是劳动，那些商人们整日游手好闲，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却过着奢华的生活，显然，是社会的寄生虫。商人们成了被朱元璋首先从自己的国度里清除掉的群体。江南巨富沈万三的传说，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炉了。
据传说，朱元璋做皇帝后，沈万三屡次向朱元璋捐献资财，甚至出资修筑了从洪武门到西水门的城墙。但结果沈万三还是被抄了家，并发配云南。沈万三的许多故事真假难辨，但这些故事所构筑的那个背景——一个仇富的皇帝坐在南京城里，则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为了贬抑商人，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还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当然，朱元璋可能没有考虑到，前者有权利穿，但却穿不起，后者没权利穿，但却都烂在了箱底。同样，商人科举、做官，都受到种种的刁难。
推崇乡村道德自治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第一个对改造自己的人民产生了莫大兴趣的皇帝。对上层社会采取严厉打击措施的朱元璋，却对底层民众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善。这可能和他的上下分治的施政方针有关，在上层，他大量采用法家的冰冷的法律以及铁血解决问题，而对下层，他却始终试图以儒家的温情的道德秩序，来建立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静态农业社会。
在建国之后不久，朱元璋就推行了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这项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意识，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其实有些类似于村民自治。里长由村民推选德高望重的长者来担任，然后里长凭借自己的道德榜样，也就是道德制高点所赋予的权力，来仲裁本地所发生的财产、婚姻、争斗等纠纷，并负责向村民们及时传达朝廷的指示精神。
朱元璋在《大诰》里面规定:每个村子都应该定期举行村民大会，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村务，表扬一下近期行为高尚的村民，号召大家向其学习。德高望重的里长，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对那些行为不检的村民进行斥责和处罚，如果这些人屡教不改，就会以“顽民”的名义向朝廷申请将其充军。朱元璋后来举行“全国人民读《大诰》运动”，就是利用了这一自治渠道，遴选出了一大批“学习《大诰》先进分子”，朱元璋在南京城里亲切接见了他们;也揪出了一大批“抵制《大诰》的坏分子”，朱元璋把他们统统流放到了边远地区。
内敛的军队
朱元璋熟悉小农的静态本性，所以他始终致力于不让许多外部因素去迫使小农离开土地，而转化为流民。打击贪官和富商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改革军队，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除了官员和地主，供养军队也是小农们的一项重大负担。如宋朝的军费开支，就一度占到过国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军队是国家的基石，当然不可能取消，所以，建立一支内敛的的军队，自然就成了朱元璋致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所谓内敛，有两层意思。一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二是在对外关系上的保守态度。
明朝建立时统计，全国总人口为6050万，而兵员总数为200万，平均30个百姓养一个兵，这在百废待兴的明朝，无疑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朱元璋决定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实行军民分籍，实施“卫所制”。所谓“卫所制”，其实就是军屯，朱元璋希望政府能够做到以军养军，军费开支不再从财政开支中拨付。他把卫所周围的土地收归国有，也就是“官田”，要求各卫所都要从事屯种。具体规定则是:边疆地区，十分之三的部队守城，十分之七的部队屯种;内地则是十分之二守城，十分之八屯种。屯种的士兵每人分给田地50亩，动员军户全家共同耕种，配备耕牛、农具，教种植技术，征收租税。
朱元璋的努力在当时收到了成效，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和大臣说:“我养了百万军队，却不多费国家一粒粮食。”可惜的是，在朱元璋之后，卫所制度迅速堕落，到了崇祯年间，军队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半粒粮食，所有军费开支，仍然需要从国库拨付。这也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乌托邦是美好的。但最终一切却都在朱元璋去世之后烟消云散。个中最重要的原因，也许从这场社会大改造运动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这场乌托邦运动的权力基础只有朱元璋这个孤家寡人。他无法实现这些举措的利益平衡，所以，只要他一去世，这些措施都必然会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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