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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忠臣良将往往很难善终。良将手握兵权，如果功高盖主，势必会引起皇帝的忌惮，如果不知收敛，往往会招致杀身之祸。
而忠臣为国家百姓谋利，必然要办事实，而我们都知道，办实事势必会得罪人。同朝为官，如果树敌太多，满朝上下都与你为难，也会朝不保夕。所以古代的忠臣非常值得我们敬佩，他们明知前方是刀山火海，却仍然全力以赴。这种精神常人所不能及也。
有明一朝，名留青史的臣子不在少数，而明英宗时期的兵部尚书于谦无疑是最令后人敬仰的一位。《明史》称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堪比宋朝民族英雄岳飞。
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朝二十万精锐部队全军覆没，英宗朱祁镇被俘虏，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无数文武大臣战死。也先乘胜追击兵临北京城下，由于明军主力都失陷在土木堡，城内只有不到十万的老弱士卒。朝廷人心惶惶，上至太后，下至廷臣百姓，都萌生了南迁之念。皇帝被俘，朝廷失去了主心骨，乱成了一锅粥。此时最需要一个能够稳定大局的人。而这个时候，于谦站了出来，他高呼：“建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事情吗?”
于谦凭借自己的威望很快稳定了人心惶惶的局面，他和朝臣共同推举郕王朱祁钰监国，为了进一步稳定人心，又拥立朱祁钰即位为帝。于谦被任命为新的兵部尚书，全权负责京师的防御重任。他一面奏请代宗朱祁钰火速调派内地的军队入京勤王，一面组织北京城的青壮年百姓和残存的士卒守卫京师。苦苦坚持了三个月，终于撑到了也先退军，让大明王朝避免了亡国之危。
一年之后，英宗被也先放回北京。重回紫禁城的他被代宗朱祁钰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病危，石亨等人发动了“夺门之变”，复立英宗。朱祁镇复辟之后，因为于谦曾拥立代宗，为了让复辟师出有名，朱祁镇便把当年参与拥立郕王以及北京保卫战的诸多官员坐以谋反的罪名下狱。其中就包括挽救大明王朝社稷于危难的于谦。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解到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被砍下了头颅。
另一位功绩不逊于于谦的名臣，就是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明朝自嘉靖一来，政府的财政税收入不敷出，亏空巨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兼并。当时的皇族勋贵和官僚地主利用其自身的特权，大肆侵占民田，导致天下可以征税的自耕农田越来越少。
无数的自耕农失去土地，变成佃农，导致了明朝中期社会贫富悬殊巨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升任首辅，他早就看到了这种种积弊，势必会影响到明朝的统治。
他决定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让那些地主和王公大臣把侵占的土地统统给吐出来，还给百姓。同时改革赋税制度，对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制定征税标准。他还亲自制定了考成法，严肃整顿吏治，裁汰冗官，让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统统下岗。
张居正改革的十年，让死气沉沉的大明王朝重现了生机，国家税收逐渐充盈，亏空扭转，江南的市镇经济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根据史料记载张居正去世的前一年，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一年的国库累积足足撑的上嘉靖朝十年的累积。在对外的战争上，张居正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门，任用李成梁镇守辽东，肃清了多年“南倭北虏”的边患。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成为“万历中兴”，实际上完全是张居正一人的功劳。
张居正的改革大肆触动了官僚阶级和大地主的利益。他在世时尚无人敢排挤他，可是他死后，就遭到了无数保守派朝臣的攻击和清算。万历听信谗言，认为张居正欺负他年幼，有谋反的嫌疑，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家人被流放。万历曾一度想要把张居正剖棺戮尸，但终究顾念到了一点点教诲的情谊，才没有这样做。
可惜的是，随着张居正的被清算，他一生的事业也付之东流。其改革成果在他死后的几年里统统化为乌有，结果就是大明朝加重了社会积弊，几十年之后，已经是积重难返。正所谓“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国事维艰的时候，崇祯皇帝也曾叹息，若张太岳在，国事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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