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尤其是北宋，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出了名的有钱，但在宋太宗年间，宋朝还真没什么钱。
当时宋朝与辽国年年交战，内部起义不断，处境非常糟糕。对辽战争一方面导致草原丝绸之路彻底断绝，另一方面导致宋朝的主要产粮区河北沦为战场。宋朝的经济状况严重受挫，如宰相吕蒙正所说：“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
宋朝文官的俸禄号称“史上最优”，但在宋初也不算高，起码比起盛唐要低得多。可宋真宗初年，有大臣在奏折中抱怨俸禄不够糊口，强烈要求皇帝涨工资。真宗答应得很爽快，因为他爹宋太宗在位期间挣了不少钱，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
那么，太宗是如何让一穷二白穷的宋朝忽然成了暴发户呢?他的办法很新鲜—去海外砸钱。
雍熙四年(987年)，太宗派内侍去海外各国大量采购香料、犀牙、珍珠、龙脑等奢侈品，只为放出明确的“市场信息”，吸引各国商贾来大宋摆摊。
自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海上丝绸之路却蓬勃发展。即使在动荡的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太监王朝”南汉仍将海外贸易搞得有声有色。宋灭南汉时，南汉官兵卷了十几船珍宝逃往国外，但宋军仍缴获大笔财富，连赵匡胤都吓了一跳，连称南汉“奢靡亡国”。所以，宋朝也力图发展海外贸易，但因多年战乱而屡屡受挫。为恢复昔日盛况，太宗只好去海外大买特买，高调地向世界宣告：大宋如今有钱了，欢迎来摆摊!
虽是召唤人家来卖货，但当时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已空前成熟，仅凭关税一项就能躺着挣钱。当然，再好的政策也得有靠谱的人执行才有效，所以太宗异常重视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如广州市舶司使，首先必须推荐三个预选人，每个预选人要有三个官员联名推荐，然后由枢密院择选;正式上任后，若在三年内无任何过错，才能获取奖金。除了广州，杭州、泉州、镇江等地也陆续设置了市舶司，可谓“敞开国门挣钱”。
在太宗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政策下，宋朝的贸易范围远超唐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达六十多个，进出口总额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这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简直是个奇迹。
除了拱手送上关税，海外商人还将宋朝特产源源不断地贩运出去，其中最典型的是瓷器，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波斯湾西亚诸国乃至非洲的埃及等地，阿拉伯帝国的王公贵族都以收藏“中国瓷”为荣，“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变成“瓷器之路”。直到今天，仍有外国学者认为“中世纪的东非史是由中国瓷器写成的”。
同时，太宗也鼓励宋人去海外摆摊，并出台了完备的管理制度。由于出海贸易的主力军是沿海船户，为便于控制和征税，太宗给这些船户另编户籍，他们每次出海都要在当地官府登记，严禁走私;贸易归来，他们要到市舶司接受抽买，否则将受重罚。这些条令虽说严苛，但到底给了沿海居民挣钱的机会。
宋朝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所造船只体型巨大、结构坚实，可载几百人，同时足足囤够一年的口粮，甚至能在船上养猪、酿酒。交通工具如此便利，“出国摆摊”不再只是沿海居民的专利，而成了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的全民热潮。
就连和尚、道士也动了凡心，纷纷出国做生意，杭州僧人净源就是知名的海商，温州道士王居常也是“国际贸易圈”中的风云人物。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也是“出国摆摊”的带头人。他被贬到海南后，设法将东南亚的苏木倒腾到四川，狠狠地赚了一笔。
抛开经济利益不谈，这些出国摆摊的宋朝海商不断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过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中世纪的海洋上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个人品牌”，撑起了宋朝的脸面，使宋朝在“国际贸易”上更有话语权和主动权。
宋朝船队每次出行都会引发轰动，当地国王、高官将这些身份普通甚或低贱的海商视为“上宾”，专门安排隆重的接待仪式，全国百姓纷纷赶来围观，送钱送物地慰劳他们。当然，各国商贾讨好他们另有目的—以便搭乘先进的宋朝商船展开更广泛的海外贸易。
就这样，宋朝的财富从海上滚滚而来。仅在皇祐元年(1049年)这一年，宋朝的海外贸易总收入就有1.2亿贯之多，其中作为“硬通货”的白银达80万两以上。正因如此，国土狭小且积贫积弱的两宋在经济上仍能保持优势，这也再次证明：唯有开放才可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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