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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个性和特点的人物。他既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肚量，能把天下英豪收为己用，颇有明君气象。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凶狠暴戾，开国之后，曾经跟随他鞍前马后效力疆场的功臣宿将，几乎被他屠戮一空。
中国古代皇帝中，有很多人有过屠戮功臣的经历，但像明朝这样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确实非常罕见。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下旨赐死德庆侯廖永忠，以此为肇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明朝第一批开国宿将几乎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中屠戮殆尽。
人们印象中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明朝开国大将，除了早死的徐达、常遇春、邓愈等人少数几个，其他绝大部分都身败名裂。到明朝第二个建文帝登基时，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六公二十八侯，幸存者只有郭英、耿炳文等寥寥数人。
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对功臣们下此毒手?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认为是朱元璋小肚鸡肠，满腹猜忌，生怕手握兵权的功臣大将们起兵造反，篡夺皇权。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学的影响，与史实并不符合。
明朝开国之初，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想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因此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六月，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一部诏令合集《武臣大诰》。这部《武臣大诰》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明白浅显，通俗易懂。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朱元璋在《武臣大诰》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中可以看出，明朝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
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明朝统治的地步，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朱元璋在前言中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置若罔闻。
朱元璋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感同身受，故此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苦口婆心之态，令人落泪。
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朱元璋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大开杀戒。故此朱元璋才会对功臣大将们下此重手，实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看看《武臣大诰》中那些底层军民饱受摧残的斑斑血痕，令人心酸落泪，就会理解朱元璋的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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