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分封制，把他的儿孙分封到各地担任藩王。从此，皇室藩王就成为明朝的一个世袭贵族集团，代代相传，与国同休，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然而，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却让这些藩王的好日子到了尽头。藩王们数百年来积累的巨额财富，使得他们成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首选攻击目标。
崇祯十四年初，李自成出兵围攻洛阳。洛阳城中的福王朱常洵家财亿万但却贪财吝啬，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福王依然舍命不舍财，拒绝为守城将士发放粮饷，结果愤怒的明军士兵不愿再给他卖命，打开城门投降李自成，福王朱常洵最终人财两空。
无独有偶，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围攻成都府。成都守军向蜀王朱至澍讨要饷银，贪财入骨的朱至澍却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结果“众官既无钱粮”，逃散一空，蜀王朱至澍也被张献忠捕杀。
从此之后，朱明王朝的子孙就落下了贪财吝啬的名声，甚至于连末代皇帝崇祯也被人视为一个爱财如命、宁舍江山性命也不舍财的铁公鸡。流传最广的说法，莫过于说崇祯死后，皇宫内库中还留下3700万两白银，结果被李自成掠夺一空。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最早源于明朝詹事府左谕德杨士聪的著作《甲申核真略》：“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两”，同期工部侍郎赵士锦的著作《甲申纪事》中也有类似记载，“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之万历八年后，解内库银尚未动者，银尚存三千余万两”。
但据史学家考证，李自成进京时，杨士聪和赵士锦都是明朝中下级官吏，平时难得进宫一次，未必了解皇宫内府金银真实库存量。加之李自成进京后，他们都被关入大牢拷掠金银，侥幸得以不死，李自成逃走后他们才重获自由。因此他们的记载都是道听途说的传言，可信度大打折扣。
关于此事的真伪，崇祯身边的一个锦衣卫的回忆录中，说出了真相。这个锦衣卫名叫王世德，大兴人，祖上曾是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功臣，被授予世袭锦衣卫的职衔。崇祯二年，17岁的王世德子承父业，再度出任锦衣卫佥事，进宫担任崇祯皇帝的侍卫工作，并一口气干了十五年，一直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后他才离开京城。
十五年间，王世德几乎每天都出入皇宫，“日侍先皇左右”，“日率旗尉四百午门守卫，夜宿禁中”，“凡天子御殿御门召对，悬金牌侍立纠仪”，几乎全程目睹了崇祯朝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对崇祯朝史事知之甚详，也是崇祯时代兴衰的第一见证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李自成兵临京城，王世德被分派到北安门协同守军作战。三月十九日早上，李自成大军攻入京城。王世德见势不好，急忙返回皇宫护卫崇祯，在皇宫门口见到很多侍女宦官成群结队逃跑，经过打听才知道，崇祯皇帝已经于当天凌晨自尽殉国。王世德痛哭失声，当场拔出佩刀自尽，身负重伤但却侥幸未死，被友人送到一座寺庙中隐藏起来。
清军入关后，王世德逃到江南隐居避世，并把一生经历写成《崇祯遗录》一书。王世德深感当时流传的各种有关崇祯的传说大都荒诞不经，严重损毁崇祯形象，“于是录其闻见，凡野史之伪者正之，遗者补之”，写成了这部内容详实可靠的回忆录。
在书中，王世德专门开辟章节，揭开了“崇祯留下巨额白银”的真相。原来，明朝朝廷征收聚敛的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国家财富，贮存在户部管理的太仓库，属于国库。另一部分属于皇帝个人私有财产，贮存在皇宫内库之中。
皇宫内库又分为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惠库、广盈库十余个分库。十几个分库中，只有内承运库是专门贮存金银的，其他都是分门别类储存各类物资的，比如甲字库、乙字库都是储存各类丝绸、棉花、布匹、鞋帽等，丁字库和戊字库则用来储存铜铁器具、盔甲、仪仗设施等，东裕裤用来储存各地进贡的珍奇之物等。
皇宫内库中明朝历代皇帝遗存的金银，在万历末期还相当可观。但到了天启、崇祯时期，由于连年内忧外患，无岁不征，频繁用兵，消耗军费粮饷成了天文数字，“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括无余”，无论户部的太仓库，还是皇帝的内库，都已囊空如洗，连年入不敷出。
为了应付巨额军费和朝廷运转费用，崇祯一方面向百姓征收“三饷”，一方面千方百计开源节流，以至于把“累朝所铸银饔、银盎、樽鼎重器输银作局，倾销充饷”，把宫中的银器全都搜罗出来充作军饷，“此人所共见也，空乏可知”。
李自成攻破京城前，由于全国很多地方被义军占领，很多地方因战乱阻绝，赋税钱粮根本运不过来，崇祯的皇宫内库中，除了东裕库还剩有各地之前进献的部分贡品，其他各分库早已空空如也。因此所谓崇祯死后留下3700万两银子之说，纯属毫无根据的虚构。王世德在书中愤怒地写道：“而纷纷然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岂不冤哉?草野无知为口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王世德用自己的证言，给崇祯洗清了贪财吝啬的恶名，也给后人还原了一段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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