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是古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邻国的一种外交手段。中原皇帝把皇室公主嫁到外国，从此两国成为姻亲，以此来改善两国关系，结成友好同盟。和亲之策，创始于西汉。西汉建国之初，北方匈奴实力强大，冒顿单于野心勃勃，对新生的汉朝构成极大威胁，“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
但当时的汉朝刚刚经历数十年战争，江山残破，百废待兴，根本没有能力再与匈奴打一场大规模战争。汉高祖刘邦听从谋臣娄敬的建议，“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让刘邦把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匈奴王冒顿单于，两家结成姻亲，自然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吕后听说后舍不得女儿，哭了好几天：“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没办法，找了个宗室女子冒名顶替鲁元公主，嫁到了匈奴，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对外和亲。
和亲不仅在汉朝是一种很常见的外交手段，到了唐朝更是大行其道。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正值全盛之时，已经开始和亲。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把织女弘化公主嫁到西域吐谷浑国，是为唐朝和亲之始。从此之后，公主和亲就成为唐朝一项基本外交策略，先后有十几个公主远嫁西域各国，回纥、突骑施汗国、突厥都曾娶过唐朝的公主，和亲在唐朝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期。
然而到了宋朝，局面却发生逆转。宋朝一向以军事孱弱闻名，武备实力之弱，对外战争战果之糟糕，在古代中原王朝中无出其右。甚至开国仅仅四十多年，宋朝就开始向辽国交纳巨额岁币以换取和平，令人齿冷。
奇怪的是，如此软弱的宋朝，唯独在和亲之事上坚守底线，坚决不搞这一套。南北两宋立国319年，没有往周边国家嫁过一个公主，和亲在宋朝被彻彻底底摒弃。
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也就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那一年，宋辽两国因为边界领土问题发生冲突。辽国倚仗武力优势，派使者来到北宋，向宋仁宗提出领土要求，要求宋朝把“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割让给辽国。
宋仁宗小心翼翼地拒绝了辽国使者的无理要求，“朕为祖宗守国，必不敢以其地与人”。辽国使者立即提出第二个要求，不想割地，那么就把一位宋朝公主嫁到辽国也行，向宋朝提出和亲要求。
辽国使臣自认为十分“优惠”的方案，再次遭到宋朝君臣的坚决拒绝。宋朝宰相富弼提出了最终解决方案：“婚姻易以生隙，不若岁币之久也。”宋朝在每年给辽国三十万银绢岁币的基础上，另外追加每年二十万银绢，驳回了辽国的求亲。宁肯向辽国赔付巨额岁币，也不肯嫁公主。
宋朝不仅拒绝过辽国，还拒绝过金国的和亲请求。南宋初年，宋金战争激烈进行中，宋高宗赵构招架不住，连吃败仗。金国人向南宋提出结亲请求，自顾不暇的宋高宗赵构却立即予以回绝，要打就打，和亲不可能。结果，宋朝没有一次和亲行为。
唐朝有十几个公主远嫁西域和亲，宋朝坚决不搞这一套，一个和亲公主也没有，两家外交水平谁更高明?
这要从实际效果上看。和亲有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通过姻亲改善两国关系。但唐朝对外战争的频率和密度，在古代中原王朝中罕有其匹，由此可以反推，和亲并未能起到理想中化解战争增进和平的目的。
以吐蕃为例，公元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称得上是唐朝和亲国策最为成功的一个范例，和亲后也仅仅维持了二十余年和平，公元662年就战火重开。公元710年，唐中宗李显把宗室金城公主嫁到吐蕃，四年之后双方再度爆发战争。唐蕃战争几乎贯穿唐朝，吐蕃军甚至一度攻克唐都长安。
公元745年，唐玄宗把静乐公主远嫁契丹，宜芳公主远嫁奚族，结果仅仅三个月之后契丹人和奚族人起兵造反，静乐公主和宜芳公主都被叛军杀死，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完全没起到一点点作用。唐朝曾把6位公主嫁到回纥，回纥与唐朝之间依旧时战时和，战争连绵不断。
客观而言，和亲，对改善古代中原王朝外交环境和国防形势有一定益处，但并不会起到什么根本作用。不仅唐朝如此，汉朝初年与匈奴“百年和亲”，双方依旧战火不断，最后还是靠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才彻底终结边患。
从人文关怀角度而言，这些远嫁异国的公主们结局大都很凄凉，要么客死他乡，终身不能返回故乡，要么被迫按照胡人习俗，一生先后沦为父子几代人的妻妾，汉代王昭君、隋朝义成公主、唐代小宁国公主等人，都曾被迫先后嫁给一家祖孙三代，生活上和心理上承受的痛苦，是难以言述的。
把一个静守深闺的中原女子强行远嫁到千万里之外的异国，而丝毫不顾及她的意愿和个人感受，以牺牲一个弱女子终身幸福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和平，实在令须眉男儿、帝王将相愧死。唐朝诗人戎昱写过一首著名的讽刺诗《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昭示了唐朝和亲之策的全面失败。
汉唐以来和亲实践证明，综合实力才是决定国家外交关系与环境的关键因素，和亲只能起到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和调剂作用。宋朝皇帝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才果断取消和亲，转而采用其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对宋朝而言拒绝和亲不失为一种高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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