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是唐朝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唐朝公认的好皇帝唐文宗，在皇宫爆发的“甘露之变”中险些被宦官杀害，唐朝也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巨大波折。当时尚在世的大诗人白居易，却写了一首诗“幸灾乐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带来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唐朝中后期之后，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成为唐朝肌体上两大毒瘤，也成为深入骨髓的两大顽疾。唐朝皇室禁卫军“神策军”被宫中的宦官任意牢牢把控，他们任用亲信占据朝中要津，依靠手中的兵权，任意废立皇帝，把握朝政，肆行不法，皇帝被完全架空，使得大唐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
唐文宗登基之后，力图振作，锐意图强，很想凭一己之力挽救唐朝颓势，重现祖宗往日荣光。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失落的大权从宦官集群手中夺回来，铲除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团伙。
唐文宗经过一番斟酌，最终选定了大臣李训和郑注作为帮手。但唐文宗却并不知道，他精心挑选的这两个人，却是两个志大才疏、醉心功名利禄之辈。他们之所以肯帮助唐文宗，并非是出于忠心，而是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增添升官发财的资本，好取代仇士良成为朝廷新贵。这就为此事埋下了巨大隐患。
李训和郑注最初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利用文武群臣参加老宦官王守澄葬礼时，由郑注在墓地周围埋下伏兵，待到仇士良等人来到时，伏兵四起把他们当场斩杀。这个计划本来很不错，但李训却另有算盘。
李训考虑到这个方案以郑注为主，万一成功，郑注必然高居首功，将来会压他一头。于是他另起炉灶，临时更改计划，重新召集一帮人马，计划在十一月二十一在皇宫中提前动手，设计杀死仇士良。唐文宗求成心切，也就同意了李训的意见。
《资治通鉴》记载，十一月二十一，唐文宗举行朝会，李训的心腹韩约不上奏皇帝，说左金吾官署院内石榴树上降下“甘露”，“甘露”降临历来被视为大吉之兆，唐文宗佯装很高兴，先派李训去现场查看。
李训回来后，声称“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不是真的“甘露”。唐文宗假装很奇怪，于是再派仇士良去现场验看。狡黠诡诈的仇士良一进左金吾官署，立刻发现异常，陪同的大臣韩约不“变色流汗”，院落帘幕后隐藏着全副武装的士兵。
仇士良立即跑出院外，下令调集神策军入宫，先软禁唐文宗，又与李训的人马展开一番激战。最终仇士良大获全胜，李训等十几个大臣和军民上千人同时遇害，唐文宗也险些死在战乱中，史称“甘露之变”。
白居易听说此事后，写了一首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诗的大意是说，人生祸福难料，幸亏我早早辞官归隐。往日的大臣同僚们都被押上法场送命，我却还在青山独享安然。那些大臣们被杀前，想学嵇康临死抚琴、李斯死前追忆带着猎犬捕猎，恐怕都难以办到。如今麒麟被制成肉脯，龙被做成肉酱，真的还不如在泥潭中拖着尾巴到处走的乌龟。
白居易在这首诗中的腔调和语气，活脱脱一副“你们倒大霉，幸亏没有我”的“幸灾乐祸”的心态，堪称他最有争议的一首诗。唐文宗并不是昏君，他力图振作想铲除祸患，却遭此大难险些遇害，白居易作为唐朝老臣，无论如何不该说这种话。
宋朝学者魏庆之为此批评白居易：“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然朝廷当此不幸，臣子不当形歌咏也”。
但也有人分析认为，白居易此诗不是针对皇帝唐文宗，而是在“甘露之变”中被杀的大臣王涯，因为王涯早先曾经上表弹劾过他，导致他丢掉了太子左赞善大夫的金饭碗。但国家遭逢大难，他却斤斤计较于私人恩怨，也不是当做之事。
无论如何，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他不能同皇帝勠力同心共赴国难也就罢了，却还要说什么“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的怪话，让人殊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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