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狭小，军事孱弱，存在感极低的韩国为何能位列战国七雄?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带你详细了解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公元前334 年，魏国在接连惨败于齐、秦之后，惠王被迫协同韩及其他小国诸侯赴徐州朝见齐威王，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即所谓“徐州相王”;此后中国进入了群雄角逐、纵横捭阖的混战时期。

　　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国“七雄”当中的齐、秦、楚三国地广兵强，各自的综合实力均超过了其他诸侯。三强之间实力相对均衡，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战胜对手。因为统一条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强要想吞并邻国，都会遭到其他数国的联合抵制与阻击，难以一举成功。

　　既然兼并天下的时机未到，齐、秦、楚等强国便暂且奉行徐图进展、谋求霸权的策略。一方面，胁迫或拉拢其他中小国家加入本方阵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形成对敌优势，即所谓“合纵”、“连横”。另一方面，通过蚕食邻土以增强国力，打击并削弱争霸对手。待到时机成熟，再来扫清寰宇，一统海内。

　　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斗争里，韩、魏两国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所附从的某个强国往往会取得作战的胜利，甚至能够不战而迫使对手割地求和。齐、秦、楚为了达到控制韩魏的目的，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中各施谋略。而齐、楚争霸失利，秦国最终获胜，得以独步天下，这一结果与他们争夺韩魏的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韩国所处的地利形势

　　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控制了这一区域，就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并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

　　韩国在军事地理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

　　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晋南豫北通道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

　　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消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魏惠王时开凿鸿沟运河，把济水与汝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在河淮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

　　其次，是韩国的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

　　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微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再次，韩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

　　韩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 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国尚不具备与其他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第四，由于韩国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

　　韩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国，被当作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二、韩国的变法图强

　　战国初期的韩国也和赵国有相似的毛病：国内政治混乱，具体表现为频繁的迁都和弑君，迁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寻求政治平衡的选择。三晋分晋之时，韩国国都本在平阳，大约在山西临汾附近，后来迁都到宜阳，后来韩景侯又迁都到阳翟，到韩哀侯时期，灭掉郑国，就迁都新郑，算是彻底稳定下来。

　　而弑君是紧随着频繁迁都而产生的。在阳翟为国都时期，就发生了著名的聂政刺韩相侠累的事件，这一事件之后，韩烈侯甚至答应严遂终生为相。之后继位的韩哀侯虽然灭掉郑国，但自己却被一个叫韩严的人杀死。这个韩严又是一个不得而知的人物，可见韩国史料的渺茫不可寻。而在韩昭侯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个“韩姬弑悼公”的事件，这个“悼公”显然不是韩昭侯，因为在这之后韩昭侯还在位十几年，而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又没有一个谥号为“悼公”的国君去世，令这一弑君事件疑窦丛生，成为孤证。但不论怎么说，韩国在战国初期都是一个政治十分落后的国家。

　　韩昭侯登基后，起用法家人物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社会改革。申不害的变法，原则也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但重点却主要放在讲求君主统治之“术”上。提倡“治不逾官”、“循名责实”、“挟知而问”等做法。韩国的这一改革，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国家外遭强敌侵凌、内部法纪混乱的局面，初步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这是和卫鞅、吴起等法家相同的。

　　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韩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但韩国的改革有一个根本性的局限，即不大重视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彻底性的变革，因而效果受到影响。变法主持人韩昭侯、申不害一死，改革就不能继续下去，终战国之世，韩国一直积弱积贫，无太大的作为。

　　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我想与申不害的变法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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