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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敕勒歌》中对草原景色的描写，蒙古草原上的人们能征善战，自古和中原王朝便多有交集。清朝统一中国以后，蒙古民族也归于其治下，此后200多年，蒙古渐渐不再像昔日一样英勇善战，失去了往日的雄风，不但如此，连人口数量也逐年下降。
蒙古人口在满清统治时期人口下降，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佛教所宣扬的隐忍向善，而很多清规戒律成为了人口发展的阻碍。但其实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噶尔丹可以说是清朝最大的外敌之一。但噶尔丹就是藏传佛教的四世温萨活佛，在他带领下的准噶尔汗国却人口兴旺、异常强大。那为何清朝统治期间，蒙古人口会一再减少呢?专家表示，看看他们供奉的是谁，就明白了。
▲噶尔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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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代，八思巴在《元史释老传》中记载他七岁时，就“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当时藏传佛教就是通过八思巴传入蒙古上层阶级，绝大部分的普通牧民仍然以萨满教为主。但是后来格鲁派(黄教)崛起，佛教逐渐在蒙古为普通牧民所接受。
16世纪初期，俺答汗统一了蒙古诸部，结束了内讧，并且向当时的明朝廷施加压力，双方开关通商，长达200余年的纷争就此终结。蒙古在俺答汗的率领下再次强盛起来，但是俺答汗本人每天活得并不安宁，他一直担心自己会被更强更年轻的首领所取代。
▲黄教僧人照片
此时，黄教高僧索南嘉措为俺达汗提供了解决方案：俺答汗在自己的牧区强制推广黄教，让众多僧侣以教义教化牧民，并一直宣称自己是忽必烈转世。与此同时索南嘉措就宣称自己是八思巴转世，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双方默契地重现了当年忽必烈与八思巴的相遇。他们各取所需，俺答汗凭借着宗教的力量加强了自己的统治，索南嘉措借助着蒙古的军事力量掌握了藏区的教权。
之后，蒙古的每一个汗王在登基后，都要带着丰厚的报酬进藏熬茶(藏区外喇嘛教信徒表达虔诚的方式)，以此换取一个教宗的尊贵身份。时间一长，黄教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可以左右蒙古政权的地步。到了黄教势力最鼎盛的时候，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都曾经到藏区请黄教出面调停争斗。
▲伊斯兰教白山派标志性建筑物
02
清王朝的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了黄教的重要性，可以说谁控制了黄教，谁就能对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乃至中亚草原进行操控。从康熙时代起，满清朝廷对黄教一直加以扶持。雍正即位后，还将自己的雍王府其中一半改为了黄教上院。
所以不管是对于蒙古还是清王朝的掌权者来说，大兴宗教对他们而言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佛教的大行其道带来了很多矛盾，比如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大量壮丁出家，以及清政府没有预料到的瘟疫。
▲蒙古寺庙
蒙古民族本来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但是自从笃信佛教以后，为了方便礼佛，大量的牧民放弃了原有的游牧习惯，围绕着寺庙过上了半定居的生活。以寺庙为中心出现了集市，城市。这些其实对蒙古的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瘟疫常常爆发在人口聚集地，草原上的牧民对于传染病几乎没有抵抗力，因为他们原本的游牧生活没有出现过人群聚集的城市，彼此居住地相距甚远，形成天然的病毒隔离区，所以游牧民族几乎不知瘟疫为何物，也几乎对此没有抵抗力。
▲蒙古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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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汗国由噶尔丹策零带领着走向了巅峰。与此同时，大量的寺庙也在草原上兴起，之后牧民中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天花。乾隆趁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准噶尔国内讧纷起的时候，快速占领了伊犁，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又被阿睦尔撒纳驱逐出。
当时乾隆帝以为与准噶尔国的战争会持续很久，但很快却发现准噶尔的部队越来越弱小，最后连阿睦尔撒纳也因为患上天花病死在俄国。据说有超过四成的准噶尔人被这次天花瘟疫夺走生命，草原上牧民们的遭难却还没有结束。到了清末民初，梅毒又肆虐在草原上，连地位显赫的高僧都患上了梅毒。直到五十年代，我国生产出青霉素后，才将其一举消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蒙古人民
结语
“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这是当年乾隆皇帝所言，这既是对宗教力量的赞叹，也是对天花瘟疫的惧怕，古时候的人们对抗瘟疫的手段极其有限，就算到了现代社会，如果对流行性传染病不加以良好的控制，同样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参考资料：
《敕勒歌》
《元史释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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